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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一个朋友曾说：老天对中国很不公平，你看俄罗斯有那么多石油，印度有那么多铁矿，巴西有那么多森林，而中国只有众多的人口。
但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会发展得比俄罗斯、印度、巴西都要好，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特点。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曾说：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这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勤奋
不愿意劳动太辛苦是人的本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人才会变得更愿意辛苦工作。这些条件主要是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在欧洲出现得很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发生圈地运动，农村出现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去做一些累人的工作，因此到处流浪。政府用非常严厉的立法来强迫他们去工作，包括鞭笞、烙印乃至割耳等血腥的办法，强迫他们到了工厂里，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后来物质消费主义出现之后，英国人变得勤奋起来，不用鞭子也努力工作。在18世纪后期，英国人和荷兰人成为欧洲工作最勤奋的人。
在中国，勤奋工作出现得比欧洲早。我们不能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人工作很勤奋，因为尚未从史料中获得证据。但是到了明代后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人已经以勤奋著称。他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就是赚钱，赚钱之后消费，比别人过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那时候，一些特殊的消费品像烟草、鸦片、绸缎等，会迅速流行起来。中国人的勤奋由此形成习惯，特别是变成了中国东南部人民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不奋发、不努力就不会变富，而这种观念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重教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教育。高考那几天，考场附近不准有声响，建筑工地要停工，交通要管制。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对社会中所有男子开放的。朱元璋改革科举考试方式，决定采用八股文后，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就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制度，进入上层社会；而像贾宝玉这样大富大贵之家的公子哥儿，如果不去参加考试，也不可能做官。在这种激励下，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变成全民的行为。
在明朝末年小说《鸳鸯针》里，描写了浙江杭州郊区农村里一个私塾开学时，家长们都送小孩来读书。那都是什么家长？卖菜的短褂随腰，挑担的破肩连顶。种田的两只泥脚未曾干，算命的一部揸须连口臭。行医的不分苍术生陈，说媒的开口东张西李。做烧卖的浑身米屑，当厨役的遍体油飞。充皂隶的高步上座，做里长的尖帽青衣……这些都是社会下层的人，但都送孩子去农村私塾读书。
到了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在浙江湖州一带，小孩学习三年会写字之后就回家种地。男子七八岁就跟老师读书，有空就回家去割草喂羊，或随父母做一些工作。杭州一带的农村小孩，读书到十五岁就回去种田。在江苏松江一带，男孩五岁到十岁就去识字，穷人也是如此。即使要去谋生的话，小学也还是要读。所以中国的传统，在18、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东部，已经不是为了考科举才重视教育。大众送孩子去学会识字，并没有想让他们去考科举，因为没有可能。那么读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获得基本的读写能力，日后用于商业。
商业精神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东部的经济已经相当商业化了。只有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在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除此之外，还要有商业才能，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19世纪的中国农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商业知识，能够进行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还不会做这些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人民在军事、科学、文学等方面具有天赋，但在商业才能方面却比较欠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政府解散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作为独立农夫去耕种。很多地方的农民却拒绝接受土地，因为他们不会自己经营。中国人民（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人民）在明清几百年中，一直受到商业化的熏陶。作为结果，商业精神已经融化进血液里，到哪里都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福建、广东的穷困农民跑到东南亚、美洲之后，很快就发家致富。
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从我们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中国更离不开世界。如果不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改善我们资源匮缺的状况，我们的人口不仅不是优势，而且是劣势。任何一笔财富用十三亿来除的话，都是微不足道的。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清华国学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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