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我的母亲很喜欢自己的名字，经常对人说，“这是我老闺女给我起的”。

    旧社会女性很多是无名的，姓张叫张氏，姓李叫李氏，结婚后把夫姓冠在前边，譬如母亲多年前就是叫“陈张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报户口需要有个名字，我为母亲的名字犯了愁，问她小名叫什么，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一下。母亲说：“你这个丫头不懂事，哪有孩子要知道老人乳名的？”没办法，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两个字“明磊”，说明母亲光明磊落的一生。户口本上，母亲有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张明磊。

    我的母亲和千万个中国母亲一样，她的善良、正直、无私，钢铁般的意志、迎着困难奋斗的精神，对子女的人生旅途有着重要影响。

    母亲的故事

    母亲生于1887年，卒于1967年，经历了4个时代：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的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直到“文革”的岁月。  

    说到“三反”“五反”还闹过笑话。当年东北大区政府临时抽调一批干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我也被调去了。根据当时的反贪规定，贪污人民币（指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工作队叫“打虎队”。我在家书中说我参加了“打虎队”。母亲见信大惊，马上让三哥给我写信，说要多加小心。她说：“哪来的那么多老虎呢？都进了沈阳城了，一个女孩子都参加了打老虎。”

    姥爷是一位教书先生，常给孩子讲《太平广记》《笑林广记》中的故事。后来母亲又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母亲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不到3岁时，她亲娘就去世了。不久，她有了后母。

    母亲13岁那年，由姥爷做主和小她4岁的我父亲陈殿元订了婚，由此开始了母亲坎坷、苦难、颠沛流离的一生。有时我想，如果姥爷不过早地给母亲订婚，如果她的后母不瘫痪，母亲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天地。

    母亲的后母脚踝生了一个疮，久治无效，后来这条腿残疾了，卧床不起。母亲的两个姐姐素来不喜欢这位爱挑剔的后母，而且不久先后出嫁了，侍候后母的活儿就落在母亲的肩上。除了端屎尿，还要天天清洗烂腿。卧床的后母很讲究，衣被要经常换洗，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后母骂个不停，让母亲把碎碗摆在桌上，不准扔掉，意思很明白，是等姥爷回来看的。

    这位后母嫁到张家17年，瘫痪了11年，几乎全是母亲侍候的。临终前她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你心眼好，待我和亲妈一样，会有好报的。”

    不久姥爷也去世了，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嫂子贤惠，把她看成亲妹妹一样。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没有钱给妹妹准备嫁妆。

    那时夏季农忙，地主会雇用短工锄地、女工薅草。男人用长锄头，边锄边走；女人的工具是一尺多长的小锄头，工钱也只有男人的一半，劳动时必须蹲着往前走，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多数跪着往前爬。地主们愿意用女工，既听话又省钱，吃得也少，早来晚走，中午管一顿饭。用高工钱雇一个打头的，她速度飞快，其他人必须跟上，跟不上就扣工钱。母亲一天挣的钱能买两双鞋面，聚少成多，一个夏天能挣不少钱，除了做鞋还能做些嫁衣，又能常常接济嫂子。母亲在出嫁前若干年中就是这样度过的，攒下了一些私房钱。据她回忆，那时一天下来腿疼得爬不上炕。

    拾来麦穗换学费

    过去家境所限，其他哥哥未能念书，母亲深感遗憾。条件好一些后，她把希望寄托在我和老哥身上。父亲反对老哥上学，说家中失去一个劳动力，又说我一个女孩子要嫁人围锅台转，念书有何用？二哥也说：“丫头念书带到婆家去了。”

    在母亲坚持之下，总算和父亲达成“君子协定”，我们可以去念书，农忙时老哥必须回来干活。父亲还说，家里不出1分钱，由母亲自行解决。学费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每到秋收以后，家里活儿忙完了，母亲就拿起一条麻袋和一根麻绳，怀里揣上一块干粮和一块咸菜上路了，到那些收割后的谷地、麦地里，拾捡丢在地里的谷穗和麦穗。天黑前，她像背着一座小山一样回来。如果哪块地里还有没运走的庄稼，母亲就离开那块地。她说：“瓜下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为避嫌，她宁可走得远一点。

    记得有一次，母亲叫我第二天给她到某块地送饭，因为那块地里的庄稼已拉完了。我提着瓦罐，里边装着稀饭，上面盖着一个碗，碗里有一块干粮和一小块咸菜，再扣上一个大碗，这样就凉得慢了。远远望去，在那一望无际刚刚收完庄稼的土地里，母亲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身边已经堆了一大堆麦穗。她高兴地说：“我老姑娘给我送饭来了，今天可以喝上热米汤了。”看着母亲坐在垄上吃着干粮、啃着咸菜疙瘩、喝着米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要留下，她不准，要我回家复习功课。她说：“妈这辈子命苦，从小无父无母，不能再让你们和我那样了。”

    母亲拾来的谷穗晒干后，脱粒碾成小米，黄灿灿的，干干净净，没有一粒沙子，到镇上能卖个好价钱。这些钱她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留作我们兄妹的学费。她对书的崇拜达到迷信程度。我小时若是不小心脚踏到书上，她会严肃地让我拿起来顶在头上赎罪。形成习惯，我上大学后还经常把书顶一下，如果有谁的书包挡了路，我会绕过，绝不跨过。

    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

    母亲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不论多么艰难，很少见她愁眉苦脸。她常说：“一分精神一分福。”她的发髻从来都是在头顶上梳得高高的，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针线要藏在补丁的下边。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母亲说：“你们在屋里等着，我去给你们变些东西来吃。”说着神秘地笑笑。过了好一会儿，她像个雪人似的回来了，胳臂上挎着满满一篮子西红柿。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能见到这么多鲜红的水果，真是天方夜谭了。不仅孩子们，哥嫂也惊呆了。

    数九寒天吃上新鲜西红柿，比那鱼翅、燕窝好吃多了。母亲破例拿出白糖，我们吃着拌白糖的西红柿，又凉又甜，至今不忘。母亲告诉我们，深秋时节自家种的西红柿吃不完，有些快红的、待红的，冻了着实可惜。她想了一个办法，把麦秸垛中心掏出一个洞来，把西红柿装进去，把洞口堵好，没想到红的保鲜了，绿的也都红了。这真是母亲的一大发明。

    母亲还人工孵过小鸡。我上小学时，一年夏天，正是鸡生蛋的季节，忽然闹起鸡瘟，传得很快，几天之间前院后村的鸡统统死光了，全镇各村没有一只鸡了。鸡对老百姓来说，是一项可观的副业收入，妇女只有生孩子才能吃上几个白水煮蛋，我记得小时候过生日才给煮个鸡蛋。

    一天吃饭时，母亲说要孵些小鸡，并说要到很远的村子去买蛋。家里人都觉得好笑，人怎么能孵鸡呢？父亲说：“别听她胡扯，想一出是一出的，没听说人能孵出鸡来。”母亲要做的事别人是动摇不了她的，第二天她早早提着小筐上路了，到天麻麻黑，回来了，兴奋地说：“买到了21个鸡蛋，那家院子里鸡很多，大公鸡也漂亮，这蛋错不了。”

    母亲开始孵小鸡了。

    首先在热炕头放上厚厚的棉垫子，把21只蛋平摆在上面，再盖上厚棉絮。母亲每天像照看婴儿那样抚摸那些蛋，并学着母鸡的样子翻那些蛋，晚上也把手伸进棉絮里不停地摸，太累了就打个瞌睡接着抚摸。过了三四天，她把蛋一个个在灯下照，辨别出“坏蛋”淘汰。再过些日子，她把所有的蛋放进温水盆里，哪个蛋沉到盆底，就说明这是死鸡，要马上淘汰。到21天时，蛋再放进温水里，这时的蛋不仅是摇摇晃晃的，而且里面叽叽地叫着，要赶紧拿出来小心放进棉絮里。有次母亲让我把蛋拿出来放进棉絮里，我高兴极了，觉得这是最大的奖赏。

    过不久，17只小鸡全出世了。母亲编了一个草窝，晚上它们挤在窝里，白天母亲走到哪儿它们就叽叽地跟到哪里。母亲到后院菜地，它们前前后后跟着；母亲中午休息，它们就在窝里挤在一起睡觉，等母亲起来穿鞋往外走，它们呼呼啦啦跟在后边。从前母亲常领我们一群孩子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她总是张开双臂做老母鸡，这下她真成了“鸡妈妈”了。

    邻居们先是不信，然后是啧啧称奇。第二年这些鸡长成大鸡。院子里有17只鸡是很壮观的，因为别家没有。

    （《中国青年报》9.18 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