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见义勇为亟待“国标”

    早在1993年6月，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部委就联合发起成立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随后各地纷纷跟进。不过，对于何种行为是见义勇为，在国家法律层面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定义，都是地方各唱各的调。

    “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是许多地方认定见义勇为的先决条件。不同的是，2015年4月起实施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保安员、辅警、治安联防员、户口协管员、交通协管员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分子英勇搏斗或者实施抢险、救灾、救人行为，应当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这意味着，同样的情况，在广东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在其他地方则可能不能认定。

    同时，对于概念的理解不同，也容易引起争议。2016年，成都市民张某、于某因救助一起出游的同伴不幸溺亡，有关部门拒绝认定见义勇为，理由是施救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对此，一些法律专家提出质疑，特定义务应限于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和职业准则，不能随意扩展。

    见义勇为认定标准不统一，一方面容易挫伤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导致其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会混淆公众认知，不利于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求见义勇为奖励标准一致并不现实，但认定标准必须统一起来，一把尺子量到底。2017年3月，《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曾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正式法律迟迟没有出台。诚然，见义勇为的认定不可避免存在情理法的纠结，但这不应成为立法停滞不前的理由。

    （《北京青年报》9.12 张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