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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永远在路上。对于中国这个走过40年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改革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每一阶段面临的改革课题各有侧重。正是出于对新时代改革课题的深入探究，长期深耕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的郑永年，在其新书《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谈到改革，郑永年言简意赅地指出：“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地方主要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三方面的关系。国内改革大多从这三方面入手，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在政府层级设置中，郑永年主张“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至于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能合并的合并，能收回的收回，能下放的则下放”。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基层政府，县级治理向来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但“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体上面临着经济、人口、地理条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如东部人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西部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至更少，用杳无人烟形容毫不为过。差别越多，意味着政策的个性化需求越需要突出，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换言之，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一盘棋”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适应地方特色的充分灵活性。
改革必须讲究策略，越是充满智慧的改革，越不可能简单地“一刀切”，否则易对发展造成“硬着陆”风险。当然，改革也绝非迈着碎步，瞻前顾后，否则跟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而被淘汰。郑永年认为，“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现成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土地改革。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原本是吃不饱饭之下的无奈之举，无意中被急于推进改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推广普及，从而叩开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门。
国企改革是郑永年极为关注的焦点。前不久，《财富》杂志发布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来自中国的企业有129家，上榜数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的121家。需指出的是，中国上榜企业中，央企接近半数，且牢牢占据榜单前几名。
对于国企的未来，郑永年认为要走好四步棋，即进一步的企业化、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保持国企的开放性、国企必须“国有化”。简言之，就是国企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当为公益性事业兜底，而不能单纯的唯利润是图。事实上，国企近年来对房地产的深度介入，就招致坊间诸多批评。
在郑永年所列的四大问题中，国际关系尤显重要。“一带一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后，欧州一些国家踊跃加入，其热情超出国人想象，自然也加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焦虑，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系数陡然飚升。
“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崛起的中国与美国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补充，是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发展，这与美国通过书写规则从而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思路并无明显交集。
对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郑永年认为这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必然。历史上中国传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导致海洋发展未受重视，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醒了国人。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要想更大发展必然面向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郑永年认为一当驳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前两个举措是表，最后一项才是里。道理很简单，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千遍万遍，不如争取更多国家共同发展。
发展才能争取更多国际受益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因此，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
简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唯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义无反顾地拥抱整个世界，中国方能在发展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文汇报》8.19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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