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灵魂

    早在南齐，谢赫对中国画已有六法之说，分别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其中气韵生动列为第一，其余均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谢赫的六法代代相传成为万古不移的精论，是评判和指导中国画的准则，而气韵生动已成为中国画的灵魂，是画家们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明董其昌说过，画有六法，首推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当生而知之，但也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动地阐明中国画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先天不足后天补。而文人画的出现，指导了中国画的走向。

    中国文人画发端于宋而盛行于元之后。苏东坡是宋代大文豪，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他画墨竹时不是一节一节画上去，而是从地一直至顶，一杆到底。米芾问他“何不逐节分”？苏东坡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他画的枯木竹石也是虬曲无端，奇奇怪怪，均可见他作画的理念不求形似，反对程式的束缚，主张画的神似，以寄托画家内心的情思。他曾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这就是文人画与工匠画的最大区别，苏东坡首先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这一概念为日后蓬勃发展的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书画与琴棋一起成了饱读四书五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及封官晋爵的新兴官僚群体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高雅艺术，也是他们发泄情绪、展现才华的窗口。画面开始出现了不少诗题或长跋，所钤印章也名目繁多，除了名姓章外，另有别号章、斋名章、闲章等，使画面更加丰富多彩。由于这类画家大都出身优越，读过书，有相当的涵养，作画不以交易谋生为主要目的，用情感和意识来画画，往往更注重画的内涵，以此来表达特有的情趣，如著名艺术教育家陈衡恪所说：“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唐寅是周臣的学生，他们之间的绘画风格有相似之处，但是唐寅的画在当时已远比周臣卖价高。有人问周臣，为何你的画卖不过学生，周臣说，只因他读的书比我多。可见周臣是明白人，由于这一致命伤，尽管论笔墨功力，他们之间可以说不分上下，然而，笔墨的灵动性，画面传递的深层内容与气息，唐寅远胜过周臣，相比而言周臣的画就显得板滞多了。从传世画迹来看，周臣的画上一般都只写一行字号姓名，我们称之为“穷款”。而唐寅画上洋洋洒洒大多都有诗题，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画。

    （《文汇报》8.23 劳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