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重刑犯的7000次谈话

    早上是重刑犯监区最安静的时候，重刑犯依法加戴脚镣，整条通道的监室都听得见铁质的脚镣撞击地面的响声。每天早晨，像医生查房一样，杨旭东要进入监室检查，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细致检查死刑犯的脚镣，以发现他们情绪变化的蛛丝马迹，防止发生意外。

    杭州市看守所分为男性监区、女性监区，每个监区内有数量不等的监室，为了安全，每个监室内有数量不等的重刑犯和其他在押人员。杨旭东是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工作的十多年里，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

    穿黄色衣服的人

    看守所有严格的安全系统，进入看守所需要通过武警站岗的A、B两道铁门，这一项目被叫做“铁桶工程”，除此以外，墙上有高压电网，进入监区则需要通过掌纹锁，监室大门也有锁封闭着。

    一进监区大门，消毒水的气味从鼻子涌进来。2004年，杨旭东刚从特警支队调职到看守所的时候，旧看守所建在山边，七层楼高。南方空气潮湿，到处是氤氲的水汽。抬头往上看，灰色的墙面、狭窄的天空，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网，站在最底层，像掉进井里被困住的青蛙。

    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后，看守所变大了，园区内种着树，到处显得宽敞明亮。不过，对在押人员来说，监室永远是七八米高的墙壁，和从屋顶上钻出来不足五平米的一小片天空。每天，在押人员有两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三十多平米的场地成了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日常空间。

    还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关押在看守所，重刑犯监区则大都是刑期长或已判决死刑的，等终审判决结果下来，他们或被送往监狱服刑，或直接被执行死刑。因此，重刑犯监区关押的也是最难管理的在押人员之一。

    在押人员的衣服用颜色标记身份，以便对在押人员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评估。绿色是疾病人员的标志，红色意味着新进入人员，黄色是最糟糕的颜色，穿黄色的都是重刑犯。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杨旭东发现，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来引起民警的关注，这样能被叫去谈话。

    和重刑犯谈话

    在重刑犯监区工作的时候，谈话是杨旭东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后、傍晚下班前，杨旭东都要去监室查监，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以发现他们情绪变化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有个在押人员看见杨旭东到监室门口，把脑袋低下来了。杨旭东找他谈话，又向同监室的人打听，才知道他看见自己家里的来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没给他。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来信都要经过民警的检查，透露案情的、影响在押人员情绪的会被暂时扣留，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查，而对在押人员来说，这是他们和家人直接联系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严格安检，带铁丝的、硬塑料的、内衣的钢圈，都要被处理掉。

    为了安全，监室内取消了高台，勺子换成了特制的硅胶软勺，笔用的是定制的纸壳。

    杨旭东最担心意外事故，“这会影响到审判和执行的程序”。

    每个监室口都有两间谈话室，看起来像普通办公室，有办公桌、旋转座椅和电脑、书柜，唯一不一样的是中间透明硬玻璃的墙面和正对面白色的谈话椅。透明墙面是方便隔壁房间的人随时观察动态，而谈话椅是在押人员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铁质的谈话椅扶手旁边挂着手铐，在押人员们坐在上面，要用手铐把他们和椅子临时固定在一起，以确保安全。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长李红觉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会大妈，“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个个地谈话，了解案情、了解家里的情况、身体情况，如果情绪不稳定还要开导安抚。”

    通过谈话，民警留意在押人员的情绪，监控室的黑板上，记录着要重点观察的在押人员，收到裁决书的、律师会见的、判决刚下来的。有在押人员告诉民警张军，他讨厌自己的父母，觉得他们对自己毫不关心，法院开庭的时候，他要求父母离场才愿意开口，但是他信任张军。有在押人员告诉张军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隐秘的初恋、小时候和父亲的仇恨……民警成了他们的倾诉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张军发现，在押人员也会躲在被子里哭，会把家里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

    张军遇到过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每天蜷在被子里哭，还企图自杀。张军找他谈话，反反复复劝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让他冷静下来。管教的谈话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一点”，从案子、对家庭的思念里挣脱出来。

    女警们能说上来每个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龄、家庭成员，有个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刚生下来两天就把孩子丢到外面，最后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杀人罪，送到看守所里的时候还没出月子，民警给她准备了红糖、红枣，每天有鸡蛋汤喝。

    在看守所里，在押者在极度的恐惧情况下容易生病，感冒、发烧、心慌。有的在押人员不愿意配合治疗，“治不治也没什么意义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样劝说他们，在法律上，死刑复核还未通过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去年，看守所关押了几个在押人员，向管教反映没有书看。每个季度，在押人员还有一次买书的机会，可以自己从送来的书单里勾选书目。

    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流程复杂，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长达数年。按照规定，民警需要对重刑犯进行每月至少两次的谈话，这意味着每个死刑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从入所，到判决、执行死刑，管教民警要进行一百多次谈话，杨旭东觉得，对他们甚至比自己的儿子都关心。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判决后，死刑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具体哪一天被执行死刑，就连看守所民警也得当天才能知道。

    执行死刑当天，杨旭东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来后，一起去监区“提人”。押解警车有面包车大小，看起来庄重、严肃，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员更敏感，民警忽然对他态度变好了、变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紧张。曾经有个生了病的重刑犯，为了他的身体好，民警经看守所所长审批同意给他加一个鸡蛋，结果他看着鸡蛋不愿意吃，哭着问，“是准备送我上路了吗？”

    在看守所里，民警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艾滋病监区的在押人员给杨旭东起外号叫“杨妈妈”，另一位姓钱的民警是“钱嬷嬷”，曾经，有个年轻的重刑犯持续不听管教，杨旭东辗转找到了他的母亲，进入看守所以后，母亲不愿意再见他。 

    杨旭东把其母说动了，两个人见了一面，从此那个小伙子愿意听话了。

    有个死刑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心里感到绝望，时常顶撞民警、违反规定，一次，大叫着问民警，“我已经这样了，还要怎么样？”杨旭东找到了他的家人，劝说家人给他写信，还在他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小蛋糕。直到一年后执行，这个死刑犯再也没有违反监室规定。他给杨旭东留了一封信：“谢谢杨管教，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新京报》8.14 卫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