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和他的《乔厂长上任记》

    1979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人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开“改革文学”先河的小说，在震动中国文坛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集中关注和广泛讨论。

    让文学适应生活

    蒋子龙1958年初中毕业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天津重型机器厂前身）当学徒，1960年参军到海军航保部当制图员，1965年复员回原厂当工人。蒋子龙从学徒到锻工，从普通工人到生产班长，再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代理车间主任，其间从厂长秘书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蒋子龙几乎一直在工厂生产一线工作，在锻工岗位上就干了十年。

    1975年10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蒋子龙作为厂锻压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参加了会议，“我在锻锤上干了十年重体力活，第一次出来参加这样的大会，眼界大开，受到极大的震动。这种从骨子里被感染的体验是很新鲜的，身上产生了一股热力”。因此，会议期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许以向蒋子龙约稿时，受这种“热力”驱使，蒋子龙很快就赶写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这篇以天津重型机器厂第一任厂长冯文彬为人物原型，讲述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机电局局长霍大道大刀阔斧干工作、带病抓生产“一天”经历的小说，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1976年3月1日，《人民日报》的袁鹰给刊物领导写去便条说：“蒋子龙的小说反应强烈，《人民日报》已收到好些评论。”蒋子龙认为，这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写作套路，闯出了自己的道路，即“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从‘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小说结构中跳出来”，“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车间文学’中跳出来”，“尝试着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展开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文学适应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去适应文学的某种模式”。

    “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

    1979年春天，《人民文学》派编辑王扶来津向蒋子龙约稿。那天正下大雨，王扶冒雨来找蒋子龙约稿。蒋子龙答应王扶不久之后拿出一篇“写真实的生活，及生活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的作品，一篇不叫《人民文学》编辑部和读者失望的新作。

    送走编辑后，蒋子龙立刻开始构思小说。两年多没有拿笔，蒋子龙的肚子里存了不少东西，都是工厂的现实问题。一个蒋子龙跟过多年的老厂长突然闪现在他眼前，让蒋子龙一下子抓住了乔光朴这个人物的“内核”，“什么‘下山’呀，‘上任’呀，当‘主角’呀，所有的情节也跟着都活了。我的任务就是笔尖跟着乔光朴走就行了，人物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拦他，不要让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蒋子龙在《生活和理想》中说：“我酝酿好了乔光朴这个形象之后，突然感到一种迫切的，很长时间活在我心里的一个主题，一下子和国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了。这就加重了我的责任感，似乎是生活逼得我不拿起笔来不行。这里引起我创作冲动的是生活现实，我写的也是生活中的活人。我用自己的心血充实了乔厂长的骨架。”“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

    蒋子龙回到家用一天多时间在脑子里理出这几个人物的线条，又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初稿拉出来了，写得酣畅淋漓，写出了他的苦恼和理想——“如果我当厂长会怎么干”。

    厂长们所面临的问题

    蒋子龙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稿子誊清，给《人民文学》寄去了。编辑涂光群在文章中说：“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发表后，再次引起轰动。”

    小说以1978年6月为时间背景，讲述乔光朴放弃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的“美缺”，在机电局局长霍大道主持的党委扩大会上主动请缨重返重型电机厂任厂长的故事。面对工厂2年零6个月没有完成任务的困境，乔光朴立下军令状，决心在“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中冲出一条道路。

    小说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指出了当时工厂管理和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厂长”问题。蒋子龙在《写给厂长同志们》中说：“怎样当厂长？现在工厂的厂长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这些问题在我心里憋了足有两年多。我感到非写出来不可，拿起笔来后边好像有人催着。”他还说：“在工厂的同志都知道，连接马达和齿轮的是大轴。厂长这个‘大轴’运转不灵，整个工厂就要瘫痪。用什么办法，怎样领导好现在的企业呢？这就是乔光朴上任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工厂的厂长们所面临的问题。”

    （《光明日报》8.9 闫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