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为表 儒士为里

    7月14日，哲学家余敦康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余敦康曾认为自己这辈子由两部分组成：50岁前不由自主，50岁后埋首耕耘学术，“磕磕绊绊过了一生”。修习哲学的他，生前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出入于儒释道之间，集中在易学、玄学等领域。学者韩秉芳把他比喻为颜回那样的读书人——身处困顿的生活中，却以读书治学为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一心向学的余敦康，人生经历颇为坎坷，“文革”期间被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当了八年中学教员。他曾自述，“那些年，我埋首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卢国龙说，余敦康曾向他打趣：“某生也无才，而命运多舛。”他一开始不解，后来才觉得，余敦康的哲学思考总比别人靠前，因为走得太快，所以遇到的劫难也就更多。1978年，余敦康被调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年轻时就把学术当做一生志业的他，直到年近五十，才有机会从事专业思想研究。“这时我已失去宝贵的二十年时间。”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无比珍惜这可以专心做研究的机会，抓紧时间埋头耕耘。”

    余敦康50岁时，女儿余楠才出生。“我父亲特别宠我，他留给我最好的遗产，就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格。”余楠说，自小时候起，父亲就让她自己做决定、拿主意，“但要求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生活艰苦，他并不在意。住在东单大杂院时，家里没有卫生间，他每次外出上厕所，都要换上雨靴；房间既小且陋，他“借题发挥”，教女儿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指着屋外台阶上生长的青苔说：“这就叫‘苔痕上阶绿’！”

    余楠记得，后来一家人搬到海淀西北旺，偌大的客厅堆满了古籍、哲学著作。在余楠眼里，父亲原本个性鲜明，历经磨难后才变得圆融和谐起来。1987年，余敦康曾被调到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但因为觉得北京学术氛围更好，为了更快地积累沉淀，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了中国社科院。

    生活中圆融通达的余敦康，做学问时却很认真。

    和余敦康共事过的学者冯今源说，一次他讨论学术问题时，曾表示“学术无禁区”，遭到他人批评。余敦康知道以后找到他，对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在学术研讨会上，就应该勇于直言。”

    多位学生回忆，余敦康不止一次对他们表示，学者治学贵在独立思考。学生栾芳之跟着余敦康学周易，每次去他家请教，余敦康不让用笔或电脑记录，而让她凭脑子记忆，“他说希望我自己去思考消化，等下次来的时候，还得复述给他听”。

    北师大教授李景林说，余敦康曾讲过，学术是天下公器。“在余先生看来，做学问要有担当精神。从事哲学研究，不能只当哲学史家，还要成为一名哲学家。他认为，学者不能只做技术性的学问，还要‘立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建立自我，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余敦康好喝酒。在学生们眼中，饮酒时谈玄论道的余敦康颇具魏晋风流。李景林说，余敦康讲过自己崇尚“自然的人生”，他仰慕苏东坡，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余敦康喝酒与众不同——别人往往喝到醉醺醺之时，才敢放声高论。余敦康喝酒之前嬉笑怒骂，亦庄亦谐，喝到醉时却严肃起来，谈论时事和学术，“板着个脸训晚生后辈”。

    李景林说，余敦康是“名士为表，儒士为里”。余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知我者，景林也”。但他也有饮酒无法消除的忧思。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健认为，余敦康是“带着哲人的困惑和焦虑离开的”。

    生命最后两年，余敦康因病渐渐失去表达能力。余楠看到父亲常常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朝客厅窗户，望向远方，夕阳余晖穿过玻璃窗，均匀涂抹在他的身上。“父亲走了，但他的独立人格和家国情怀让我终生难忘”。

    （《新京报》7.29 潘闻博）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