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暑假,即将上大二的李凡宇与四个同伴去参加一个名为“吉隆坡难民英语教学”的项目,在吉隆坡一所难民学校当志愿老师,为期两周。
报名机构声称,只要志愿者缴纳一定的费用,就能去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做义工,给贫困儿童上课或者保护野生动物,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旅行。但这段做义工的经历,却给李凡宇带来很多困惑,她感觉“自己被坑了”。
近年来,由志愿者和旅游组合而成的“义工旅行”作为国际流行的旅行方式,吸引了大量大学生参与。相应以“义工旅行”为旗号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除了到当地做公益、“深度体验当地生活”,多家机构都承诺参与的大学生还能得到一份由当地公益组织颁发的“志愿证书”,据称这类证书在申请国外大学时,能够“丰富个人简历”,可以“加分”。
“一举两得”的旅行
义工旅行的内容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当支教老师、帮助弱势群体或者去海啸灾区帮助重建等;另一类是参与自然保护、文化保护,去森林公园、海滩捡垃圾、保护历史建筑等。
“可以去旅游,顺便帮助别人,挺好的。”李凡宇最初了解“义工旅行”,是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了招募海报。
来自江西的姚憬,2019年6月底去泰国清迈,参加当地学校的中文教学。6天行程,姚憬和所在的团队教了三天的中文,“我们团队一共十人,分成两组。他们组教一三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教二四六年级,隔天再交换一次”。教学之外,他们和孩子们做游戏。三天时间,姚憬基本上摸不清状况,“不知道当地是不是放暑假”“不知道是什么学校”,但和孩子相处后,看到他们的生存状况,她觉得内心“受到了很大震动”。
此外,姚憬还看重一张盖有志愿服务学校和泰国当地NGO认证印章的证书,证书显示她的义工服务时长为30小时,“这对我毕业出国申请学校很重要”。
来自重庆的丁丽丽和广东男生潘家强是义工旅行理念的拥趸。丁丽丽在泰国清迈参加保护野生大象的项目,近一周时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喂养、清洗大象,而潘家强在成都卧龙熊猫保护基地参加熊猫保育工作。采访中,他们均表示,通过义工旅行,他们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
正是在“自由”“新鲜”“一举两得”等形容词的鼓励下,2019年5月,李凡宇向一家名为“LeanIn国际义工旅行”的机构报名,选择了“吉隆坡难民英语教学”项目。
项目介绍显示,志愿者向机构缴纳一定费用后,将在当地利用每周二到周六的上午时间,给难民学校的学生上课——这些项目费用包含李凡宇在当地的午餐费、食宿费和旅游保险费。
为此,李凡宇缴纳了3400元,自行购买了飞往吉隆坡的机票,并办理好了相关旅游签证。没想到刚到学校,她却发现另外两位同时到达当地的志愿者,报名费用比她少了近一半。五人同吃同住,在同一个学校支教,费用却不同,原因是那两位志愿者通过另外一个义工旅行机构报了名,并把钱直接交给了当地学校。
一门中介生意
来自上海的程雅琳同样有过相似的体会。
2019年2月,程雅琳一行五人通过EO国际义工旅行平台,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塞班岛海洋保护活动。五天行程,程雅琳与同伴用了两个半天在海滩上捡垃圾,又用了半天去当地一个慈善机构进行募捐衣物的分类打包。
“五天行程,只有一位当地华人充当地陪的角色,没有人告诉我们捡拾垃圾后该怎么做,我们把捡来的垃圾聚拢在海滩上,风一吹又散开了。”程雅琳回忆。
志愿者对组织方的期待看上去合乎常理,来到陌生国度做义工,还交了钱,应该享受相应的服务。但实际上,目前国内大多数以“义工旅行”为宣传噱头的机构,既不是公益组织也不是旅行社,而是“资讯平台”,职责是“为参与者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点,清清楚楚地写在李凡宇的合同中,她报名的“Leanln国际义工旅行”,实际由“成都义行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营并维护”,定位是“一家国际公益信息资讯平台”。
程雅琳参加过两次国际义工旅行。第一次报名参加了斯里兰卡的海龟保护项目,“感觉很好”。第二次是塞班岛的海洋保护项目,活动结束后,她却迟迟没有收到证书。程雅琳计划出国读研,“经过多次讨要,才收到EO给的证书”。
业界的争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富德认为,从“公益+旅游”的模式来看,旅行平台让游客在旅行过程中做公益,“理想状况下可以实现共赢”。
“游客心里踏实坦然,觉得自己为社会做了贡献;旅行平台的人开发了旅游资原,取得了盈利;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流甚至资金。”
但王富德也指出,一方面参与者为了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又想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也存在难以兼容的问题,“因为公众服务的参与者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这种去旅游、顺便做义工的模式到底算不算公益?在公益行业也有争议。
中国旅行义工支教组织是一家组织志愿者前往国内偏可远地区支教的机构,负责人秦义告诉记者,曾有打着“义工旅行”旗号的旅游资讯平台项目负责人找她谈合作,说要带志愿者体验“真正的乡村支教”,利润由双方分成。秦义可拒绝了这些提议。她希望做纯粹的支教,而非一些志愿者偏重自身获得的“体验”,“有可能会给乡村的孩子和学校带来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
来自浙江的社工陈润曾经做过多年的志愿者,他认为义工旅行的问题在于“志愿者、义工的名声在这一过程中被混淆了”。真正的义工要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并需要长期付出时间和精力,“轻易把‘志愿者’和‘义工’的称号给他们,他们能够理解这项工作的实际意义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南方周末》7.25 汪徐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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