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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7月23日 星期二

    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

    《 文摘报 》( 2019年07月23日   06 版)

        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何现实意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岭给出了解答。

     

        基于西方文明发展史经验而发展出来的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长期以来都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因此,在评判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时,也以此为主要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晚期社会和文明程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盲区”,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认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过程,对我们,和对西方标准下训练出来的联合国专家一样,都是一种挑战。在选择相似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我们对良渚古城遗址的特殊性质进行过反复评估:一方面,没有文字和青铜技术,良渚古城毫无疑问被定义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我们良渚就太“高级”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外国学者在不了解材料的情况下,会觉得毫无可比性。

     

        正是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和推动,近年来西方学者才有机会正视中国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丰硕成果,才会评价说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粳稻的起源中心。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旧大陆范围内目前所见唯一的以单一作物(粳稻)经济为主要农业内容的史前文明。长江中游,水稻种植则是和旱作的粟黍农业共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稻属亚种籼稻的起源地,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印度恒河流域,那里的水稻种植是同西亚传播进入印度的麦作和各种豆类作物共同发展。

     

        良渚文化的水田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非扩张性的农业形态。水稻的收成是麦作和粟黍类旱作的三四倍,同样的单位面积可以支撑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社会规模。因此,良渚文明没有成为往外扩张的文化,因为水田经济需要对水田耕地的长期投入管理,不同于旱作农业对地力的损耗和对可耕地范围的不断需求。

     

        良渚文化的村落遗址基本上都以周围的自然河道或人为沟渠为界,村落规模均不大,但整体密度很高。正是在这样的农业发展进程中,古代先民才能发展出卓越的水管理知识、技术,建立如此壮观的实体设施;也正是这种农业同气候环境的脆弱关系,使良渚文化的小规模村落模式得以在一个更高层级的社会机制下得到高度统一。

     

        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质农业工具套(包括石犁、破土器、石镰、石刀/“耘田器”),是在东亚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的。其手工业经济的成就,也需要放在稻作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才更易于被理解。

     

        (《长江日报》7.15 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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