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不能滥用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不能使用实验的方法和程序，因此认为它不是科学。有人将使用逻辑方法而不使用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称为“文学的经济学家”。一个现实原因是过去的二三百年中自然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自然科学成果的应用大大改善了人类生活。不少学者运用物理学、数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如今这一愿望已经实现，但是这是否真的提升了经济学的科学性还值得怀疑。

    米塞斯始终坚持他的“二元论”，也就是认为人的行动学与自然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适用不同的方法。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人的行动学（经济学是其分支）属性不同。两者的属性差别表现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有确定的关系，人的行动学领域则没有这种确定的关系。

    第二，研究的目的不同。人的行为缺少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事件所具有的规律性，研究人的行为学也就不能以探求不变规律为目的。

    第三，研究方法上存在本质差别。米塞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对付有规律的事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识论原则之所以不能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判断的工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第四，学科发展的路径不同。在米塞斯看来，自然科学是在经验中前进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一些被经验所否定的学说或假设的记录。然而，在经济学史上没有这样的记录。

    第五，实践影响不同。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得到确定的结论，社会科学在预测方面则大打折扣。米塞斯明确地说：“在人类事务方面，预测是靠不住的。”在米塞斯看来，预测某些经济政策的结果只能是“性质上的”，不可能是“数量上的”，因为在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和结果之间没有恒定不变的关系。“经济科学的实际价值，就在于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预测能力。”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强求全知全能，只能模糊地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模糊的，不可能是精确的，即使是自然科学上的精确也是相对的精确。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自然科学根本无法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比如，自然科学无法解释是什么使众多的人一生忠于自己从小接触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使另一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的哲学流派，为什么对于许多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丝毫不降低自然科学的地位。

    （《深圳特区报》7.16 孙宝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