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修《清史》

    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入口处一块“中国人民大学”的牌匾无声诉说着历史的变迁，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将这里作为校舍；1978年，其主楼由清史研究所使用。

    于历史学家戴逸而言，变迁之中亦有不变。在主楼后一栋红砖瓦房里，自打70年前他住进来，就再没挪过窝，从斯文后生变成寿眉老者，书桌上多了几面大小不一的放大镜，书桌旁多了几根长短不一的拐杖。在他的主持之下，2002年启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审阅阶段。

    600年来，国家修史只有四次。此次之前的三次是：1368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1645年，顺治帝下令修明史；1914年，袁世凯下令修《清史稿》。

    《清史稿》已属易代修史，为什么现在还要隔代重修《清史》呢？戴逸说：“《清史稿》由清代遗老们编写，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说话：如对辛亥革命贬抑殊甚，以致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对丧权辱国的条约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南京条约》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由于仓促杀青，《清史稿》中众多人名、地名、时间均有讹误。”需要一部立场公正、内容翔实、史实准确的《清史》，是历史交给当代修史者的命题。

    人们常用“清史泰斗”尊称戴逸，他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他如是回忆少年时期的读书时光。

    北大学业被迫中断之后，戴逸走进了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课堂。当时，华北大学集聚了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校长是吴玉章。戴逸在华北大学一部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毕业留校，他先后在华北大学及后来以该校为基础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协助胡华撰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丰厚的版税购得一架飞机，捐给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但一时没有合适的老师。戴逸回忆道：“那时的中国史学界‘厚古薄今’，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学校将戴逸调过去补缺。将届而立之年的他被评定为新中国第一批副教授，开启了在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两年之后，以授课讲义为基础，他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出版第一卷，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当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大学教材。其后因风云突变，第二、第三卷未能如期完璧。不过，此时戴逸的学术建树已足以引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注意。

    应吴晗之邀，32岁的戴逸成为《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年轻的编委。有一次开会，主编吴晗专叫戴逸“会后留一留”，戴逸自此与清史结缘。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同志曾向中央建议编纂两部大型的历史书，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部是《清史》。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8年，周总理和吴晗谈过相关事宜。吴晗在考虑初步设想后，便来征询戴逸的意见。可叹这一设想，因随后遭遇“三年困难”而搁浅。此为《清史》纂修的第一起、第一落。

    《清史》纂修第二次被提上日程是1965年秋。受周总理委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召集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7人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因“十年浩劫”，修史计划又一次夭折。教授戴逸变成了江西“五七干校”养猪的猪倌，长达八九年时间与书本绝缘。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戴逸被任命为所长。举国上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一时难以将《清史》纂修列入议事日程。怎么办？干等吗？不！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令戴逸备粮备草，练兵热身，枕戈待旦。为了梳理清史大致脉络，戴逸用7年时间主编了《简明清史》，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此时的他已年届六旬，却思敏笔健，厚积薄发，《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研究》《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等著作相继推出。

    拿《乾隆帝及其时代》举例，此书宏观微观交替切换，既嵌入中国历史的纵轴，又观照世界发展的横轴，给读者带来恍若亲历的沉浸感。乾隆皇帝的面貌不再是二维的脸谱，而是矛盾的综合体，“先进与落后、英明与庸碌、聪睿与愚昧、理智与荒唐、仁慈与残酷、光辉与黑暗，错综复杂地交集于一身”。

    这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呈现，得益于戴逸对史料的熟稔、融汇与领悟，是十年如一日青灯黄卷的清苦与“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富足。“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鉴古而知今，史学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观察自己和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戴逸主张经世致用，他也看重现实对历史的反作用力，常说：“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文汇报》7.14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