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患者能否登机

    7月13日，《北京爱情故事》编剧李亚玲在微博上吐槽了她乘坐国航遇到的“奇葩事”：飞机起飞前，几名乘客未及时关机，一位自称是国航监督员的女士便突然大声斥责这几位乘客，表现十分激动。航班落地时，此乘客报警谎称相关旅客对其进行围攻和辱骂，最终几位旅客被带至机场公安局接受调查，滞留7个小时。

    7月14日晚，国航回应称，大闹机场女子牛某是国航员工，因患有精神疾病，已病休很久，并不是监督员；牛某此次是因私出行，国航对李亚玲公布牛某患病的做法表示不认可。

    7月15日，国航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已经对此次事件中的乘客和牛某作出批评和警告，当事人和国航都认同公安机关调查结论。国航认为，此事系普通乘客之间的冲突，此过程中，机组的处置尽职尽责。国航方面还表示，触发“飞行黑名单”有严格的要求，不经过司法机关判决，国航没有权利拒绝有精神障碍的患者登机。对于李亚玲不好的乘机体验，国航表示歉意，但无法赔偿。

    该事件在微博上迅速发酵，最终导向了“精神疾病患者可否乘机”的讨论。事实上，这是整个航空行业，乃至整个公共交通领域都面临的问题。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能否登机，《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成人陪伴儿童、病残旅客、孕妇、盲人、聋人或犯人等特殊旅客，只有在符合承运人规定的条件下经承运人预先同意并在必要时做出安排后方予载运。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

    但从现实层面考量，对所有精神疾病患者准确识别并拒绝登机，这样既不太现实，也不够公平。例如，双相障碍患者在不发病的状态下与常人无异，还有些轻度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患者，也不该被“一刀切”地剥夺乘机乃至乘坐公共交通的权利。

    其实，对精神疾病患者，适用于“边保护边干预”的原则。基于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威胁，航空公司应对此有提前研判和防范。像双相障碍患者，乘机应该有监护人陪同。对可能威胁到他人或公共安全的精神障碍人士，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要求有监护人陪同，还可以要求有执业精神科医师的甄别报告。

    换句话说，这场风波给予航空业的启示，不是去警惕和拒绝精神疾病患者登机，而是如何在保障精神疾病患者权利和保护其他乘客之间寻找平衡，在保障自由和适当干预之间寻找平衡。包括制定专门针对各种类型精神疾病患者的处置预案，明确哪些类型拒绝登机、哪些类型需要监护人在场，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遇到类似事件如何紧急处理等等，应该有一本特殊的“手册”予以规范，并且对乘务人员加以培训，让这些“突发事件”纳入日常管理视野，对特殊乘机人群进行“保护性干预”，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的上演和类似隐患的出现。

    其实，公众并不怀疑体恤特殊病患的意义，他们需要关怀和约束。然而，彰显人文关怀不等于不作为，维护企业形象更不是“护犊子”。说到底，全体乘客的出行权与公共安全更重。这场风波其实是一次非常好的促进制度改革、完善公民权益的公共话题讨论。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即探讨出更细化的方案，让精神疾病患者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正常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倒逼制度在保障权利和有效干预之间找到平衡。

    （新京报评论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微博 7.16 唐映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