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动慈善这潭水

    徐永光接触慈善，是从新中国的助学政策开始的。

    1949年，徐永光出生在浙江温州。贫穷是当时大多数家庭的普遍状态。小时候，政府的广播刚好装在徐永光家的窗前，喇叭里播出的音乐和新闻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将救济和福利事业提上日程，一方面立法，一方面设立机构。1950年颁布了《劳保条例》和《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修正案》。同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52年中国恢复了国际红十字会席位。

    当时为了让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上得起学，尤其是小学毕业后能继续接受中、高等教育，政府在大、中学校逐步实行了人民助学金制度，为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提供经济保障。徐永光就是通过减免助学政策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后来他在“文革”中应征入伍，1978年被推荐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一干就是10年。

    此时的慈善事业大多带有官办的色彩。政府是慈善事业的主导者、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慈善公益事业主要致力于救灾救济。转折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

    1982年，中国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同年宋庆龄基金会成立，此后一批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现。1988年，国务院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其中定义了基金会是民间性质的公益机构。也是在这一年，徐永光决定下海，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青年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并开始酝酿发起希望工程。

    “我当时就是想做点事。80年代的改革空气是很浓的，那就是一个心无旁鹜做事的年代，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徐永光说。

    在做希望工程前，徐永光做了大量实地调研。1986年，他在广西山区待了两个月，贫困地区教育的落后让他刻骨铭心，也成为他创办希望工程的直接动力。“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一共2000人，没有一个人上过初中。村里70多个学生，基本上到小学三、四年级就失学了，全科及格率是零。”

    后来徐永光带着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开始发筹款信。每天填地址、寄信，下班带回家让家人帮忙一起填，最后寄出了几十万封。

    很快，一笔笔捐款在一两周内陆续抵达。在收到的捐款中，有几百上千的，还有小朋友的压岁钱，最少的是6分。当时青基会还特别设计了给捐款人的回馈。“捐20块钱，相当于一名学生一学期的书本杂费，你就会收到一名孩子的感谢信。”

    希望工程还吸引了志愿者的参与，摄影师解海龙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北京王府井看到青基会宣讲标语，一口气跑到团中央，等不及电梯直接爬到十楼说要拍片子，跑了12个省28个县，拍了那张著名的希望工程宣传照——“大眼睛”苏明娟。

    1992年，希望工程迎来了第一个高峰。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经过核实才知道捐款人是邓小平。同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为捐款人和贫困儿童一对一结对。

    写信成本太高，徐永光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干脆，发募捐广告吧！”于是他联系了人民日报和各省党报，在同一时间印发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这一年，这个在创立时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1万元运营费的基金会获得上亿元捐款。

    公益慈善的氛围越来越浓。199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文中提到：“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中华慈善总会也在这一年正式注册成立。公益慈善精神逐渐复苏，民间慈善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在上世纪90年代深入研究过希望工程，他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是扶贫济困项目，更关键的是让社会自己来定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自己行动起来。“这是社会力量的一种爆发，社会自主性的觉醒。”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8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

    （《环球人物》2019年第13期 李京泽 崔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