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孩子们来说,暑假早已远离本意而成为家长们比拼的另一个战场:各种培训班、家庭作业、所谓的能力提升……
是什么导致了自己曾有过轻松暑假的父母,如今纷纷剥夺孩子的暑假?这种在全世界蔓延的育儿焦虑,其根源是什么?《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作者之一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接受专访时,为我们剖析了“育儿战”背后的经济逻辑。
记者:人们往往认为,在育儿问题上,西方父母更“佛系”,东方父母更“鸡血”,你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看法吗?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不完全认同。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固然重要,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小。收入不平等比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如果社会不平等程度很高,且出身阶层完全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那么,父母敦促孩子努力学习、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高学历以及名校生能够比其他人获得更多成功时,父母完全有理由去鞭策孩子学习。
因此,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记者:育儿差距增加了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障碍,如何才能促进教育公平?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有关税收、再分配和教育领域的政策讨论中,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些政策对育儿的影响。尽管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孩子无法选择出生在哪个家庭或社会阶级,当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为孩子提供机会的能力差距增大,此时需要政府干预来创造公平的竞赛环境。
如果存在人为设置的障碍,使得机会只为少数孩子所用,教养方式也会出现负外部性。如果社会上大多数有利可图且有影响力的职位,入行门槛是少数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而要获得这些大学的录取则必须通过考试选拔,那么家长有激励敦促孩子努力学习以通过考试,如此他们才可以击败竞争者。然而,无论家长多么努力敦促,孩子多么努力学习,提供的名额数量不会上升。即使通过所有考验从个人角度来说非常有意义,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努力的浪费。在这种情境下,政策干预是合理的,例如增加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机构数量,并让这些机构的录取更容易。
如果一个教育系统高度分层,而且在孩子很小时就能预先确定他们的未来,尤其是经济状态,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会引发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所有被卷入的家庭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成功机会。相反地,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强调机会公平并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长和孩子会有更多放松的余地。
(《解放日报》6.29 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