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史铸创业艰

    从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发表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思想，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小说出版后，因其“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学界交口称赞。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从延安时期开始写作以来，柳青始终把革命工作与文学写作合而为一，在工作中积累和丰富文学创作的素材，以创作的方式反映革命斗争和人民生活。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牺牲者》《地雷》《喜事》《在故乡》《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都是这种由革命工作中积累文学素材，由文学写作反映人民的革命向往与新的生活的系列成果。

    抗战胜利后，柳青从延安派往东北。其间，他在大连的短暂停留中完成《种谷记》的修改，1949年到北京后，又在1951年写就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两部作品相继问世之后，赢得了许多肯定的看法，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意见。他在与作家朋友马加的谈话中说道：“我要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于是，他从中央宣传部找到中央组织部，坚决要求回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回到陕西西安。

    回到陕西的柳青，一直在寻找最为合适的落脚之处。他先后走访了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等地，尚在琢磨不定之时，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建议他到又是农村、又离西安不远的长安县落户。柳青前去考察之后，最终选定了长安县。1952年9月，柳青与新婚妻子马葳，先到长安县，后到皇甫村，由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意愿。

    下到皇甫村，住到中宫寺，柳青就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普通的农民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柳青落户皇甫村，当然是为着文学创作的目的而来，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完完全全地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和融入农民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皇甫村里的“自己人”。

    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3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中国青年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第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立足于生活的深处

    《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该书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在文学界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也出乎人们预料。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的评介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作品出版后不久，茅盾就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中，把《创业史》作为“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的典型。许多评论家都用“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等说法对于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一部《创业史》，尽管涉及特定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尽管历经了60年的沧桑演变，但仍然被专家和读者视为当代的经典力作而不断解读，被大众读者视若“不隔”的文学佳作持续热读，盖因作家立足于生活的深处，撷取时代的激情，写出了社会变迁在人们心里激起的层层涟漪，在精神世界引发的深层悸动。柳青一再说他的《创业史》，表面上写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写农民走进新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即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与精神成长。从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等，到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等，都是这一历史巨变进程中不同阶层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各自的自然反应和精神变异，既体现着旧时代农人的蜕变与新时代农人的成长，也折射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艰难前行的某些侧影。

    （《光明日报》7.5 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