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记》：一部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红军长征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并非人所共知。长征的故事是怎样流传的？过去一直认为美国作家斯诺1937年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斯诺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何处？就是我们要向读者介绍的《红军长征记》。

    毛泽东亲自组织编写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物资匮乏，困难重重，面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红军的生存极为艰难。毛泽东当时希望通过向国内外各界募捐，缓解陕北的困难。

    1936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进入陕北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为《长征记》征稿事的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毛泽东又给各部队首长发电报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主编，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徐梦秋写的“关于编辑的经过”说：“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数计，约50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刚到红区不久的女作家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长征记》的编辑工作，被稿件的内容深深感动。她写道：“新的奇迹似的事态，跟我又发生了，这便是记长征的《二万五千里》。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经过加工修订，编委会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并誊写了几部。

    《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是在陕北的瓦窑堡，编辑工作在保安县，1937年2月底在延安编完。斯诺在陕北采访过程中，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还获得了中共提供给他的许多资料。斯诺说，他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这个延安的内部版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2002年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选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为传统教育的读本，远没有体现《红军长征记》的全貌。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3期重新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重新发表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包括文章95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4份。因为《党史资料》是内部刊物，所以读者不多。

    每一篇都体现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长征记》的写作时间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作者都是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而且他们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都是内心真实的反映，真实性是《长征记》最宝贵的特征。

    《长征记》中保留了许多真实的情节。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长征前期的战斗场面，被亲历者描绘得栩栩如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夹击和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

    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宣传队的小鬼看到把他们演戏的道具——土豪穿的缎子长衫、小姐穿的旗袍都丢了，痛心得要哭出来。其实上级命令连多余的文件、书籍都烧了，怎么可能留下这些东西呢！”夜晚休息时，部队又遭到敌人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

    李雪三的《紧急渡湘水》，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壮烈场面：“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13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不掉队！’‘不落伍！’一口气跑了90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友们，不管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到水里。河水冰凉刺骨，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

    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

    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渡乌江时勇敢机智的英雄事迹，极为细腻感人。八勇士跃入江中，泅水强渡。两次强渡失败后，机智的毛连长带着战士在江边潜伏一夜。第二天红军在炮火掩护下强渡，这次三个筏子飞速到对岸，奇兵突降，飞扑守敌，吓得敌人惊慌逃窜。接着又写敌人援兵赶到，双方在乌江边上激战以及最后胜利的一幕。作品结构紧凑，情景交融。不是亲临现场的指挥员，绝对写不出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豪迈精神。我们注意到：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今天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如松潘、米亚罗、若尔盖。但是在《长征记》中，我们没有看到风光秀丽的描述，都是红军在饥饿、寒冷中求生的记述。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谈笑作乐，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与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

    童小鹏《禁忌的一天》讲述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做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

    新整理版将还原原始状态

    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曾被我们认为是最完整的版本。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版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再占遵义城》等5篇，并对李一氓、莫休等人的文章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在人们的认知印象中，长征的红军战士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吃草根、啃树皮。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如实记录他在遵义的十天小资生活。遵义是红军长征占领的第一个城市。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进入遵义城后，经常去饭店吃饭，店主因生意太好招架不过来，炒辣子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把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作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气。干部团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让遵义的学生感觉红军都是“大知识分子”。

    李月波的《我失联络》原为1942年版收录，后被删去。这篇文章反映了掉队的红军战士以坚强意志，经历了生死考验，终于追赶上部队，情节曲折。在长征中掉队是难免的事，许多人因此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杀害。我们不应回避这些事实，应当从作者的文章中感受长征的艰难。 

    2006年版《亲历长征》根据1942年版《长征记》，恢复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和《绝食的一天》，莫休的《一天——再占遵义城》，李月波的《我失联络》。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稿恢复了谢扶民的《经贵州苗山》《草地行军六天缩影》，黄克功的《从桐梓到遵义》，共7篇文章。

    200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二万五千里》手抄本。当年中共中央准备将《长征记》送往上海出版。斯诺离开陕北时，《长征记》的征稿尚未完成。1937年2月，征稿完成后，由徐梦秋等人组成的编辑部将稿件修订誊清，形成定稿，据说当时誊清了五部。但是1942年《长征记》在延安印刷时，编者说延安只保存了一份原稿。上海这部誊清稿，是由党内交通员从延安带到上海，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的。“七七事变”后，中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冯雪峰奉命回延安，临走时将《长征记》的誊清稿交给党外朋友谢澹如保管。

    1962年谢澹如去世，家属将《长征记》誊清稿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这部珍贵的手抄本，终于在2006年影印出版。誊抄稿中，我们又发现了几篇1942年版中未收录的文章。有陆定一的《珍重》、谭政的《突围的第一仗》、彭加伦的《出发的前夜》《胜利后的一幕》、张际春的《铁屁股》共5篇文章。这些文章的收录，使《长征记》更为完整和充实。这部誊抄稿的价值在于，它比1942年的版本更原始、更真实。 

    我们注意到，1942年版对1937年誊清稿，已经做了许多修改。尤其是莫休的《大雨滂沱中——两河口的欢迎会》《松潘的西北》和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为什么呢？对比后可以看出，1942年版比1937年版的稿子“成熟”了许多，主要是删去了许多情绪化的文字，还删去了一些被认为有损红军形象的文字。

    我们认为，这些删去的文章和被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中的喜怒哀乐，是非常真实和精彩的。当年的红军都是年轻人，充满了朴实的情感和天真的热情。

    莫休的《松潘的西北》，写实很有深度，活生生刻画出一批书生是如何度过草地的艰苦生活的。

    莫休是谁？在2006年版《亲历长征》中，我还没有考证出他的身份，只好暂付阙如。看到1937年版誊清稿后，我突然有惊喜的发现。《一天——重占遵义城》的署名“梦秋”被圈掉，改成“莫休”。原来莫休就是徐梦秋。徐梦秋（1895—1976），安徽寿县人，曾任军委秘书、军委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9月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截肢导致残废。《长征记》的编辑完成后，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疗。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被盛世才留用，任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初，盛世才倒向重庆国民政府，将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徐梦秋叛变革命，在军统任职。1949年6月，徐梦秋在南京被逮捕归案，长期关押，1976年5月病死狱中。

    徐梦秋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特殊人物，从长征英雄沦为罪犯。但是在编辑《红军长征记》的工作上，他是有功绩的。他不但完成了编辑任务，还写了几篇重头文章。所以这次整理，我们将他的文章还原为最初的原始状态，让读者体验长征经历者的真实感受。

    这次整理的新版《红军长征记》，在2006年版《亲历长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誊清本中的5篇文章。对原有的文章做了部分修订，恢复了历史原貌。这样，共有6篇综述，109篇文章，12首歌曲，以及英雄名录、大事记和3份统计表。

    （《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刘统 整理注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