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校长

    我小学就读于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长名叫刘寿慈，号竺笙。他是前清的举人，当时是教育救国论的一派新的人物。这所小学对我幼年教育起过良好的作用，同时这所小学的校长也是值得表扬的。

    这所小学在大门外有两个相当大的运动场。一个是篮球、足球运动场，另一个是田径运动场。校内还有一个室内运动场，当时称为“风雨操场”。校长刘竺笙是非常重视体育锻炼的，除了一般体操和各种运动外，我们还要学军操，学校的走廊下，一排一排地放着许多“教育枪”。

    这所小学在组织行政上，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全校的人事，除了教员以外，只有一位校长和几位工友（当时称为“堂役”）。这种人事的简化和机构的经济化，不但是后来国民党的学校所不能比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校长一心想把学校办好，教育出好学生来，好使国家走上日本式的富强地位。不管他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有多么幼稚、可笑，但他确是为了他的理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学校上了。他有家庭，但他长年累月都住在学校。很奇怪，这个学校没有办公室！校长的宿舍（一共里外两间屋子）就同时是办公室。一切文件的拟稿和抄写，都是校长亲自动手；会计收支，也是校长亲自登记出纳；购置和修理，由校长做出决定，委托工友去办，校长监工。每个年级班级的教学内容、进度和教法，他心中都有清清楚楚的一本账。每一位教员的水平、个性、教法，他都清楚。每一堂课，他都轮流到各班去“查堂”，听教员讲课，观察学生学习情祝。放学以后，他会找个别教员去谈，指出他的教学缺点，或讨论一些问题。

    课前，一打预备铃，学生和教员就要站队，这时，校长早已经在风雨操场等候了。有时，我们必须长长地等上五分钟。这时候，校长就检查学生的衣服和手脸是否整洁。如果学生穿得不够暖或太多，他也对学生讲，回家后要请家人给换替。

    校长对教员和学生都是十分和蔼的。上课时，他的神色很严肃，一到下课，他就混在学生中间，和这个说说，和那个笑笑。学生们都喜欢他，和他很亲近。因此，每个学生的情况，包括家庭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全校几百个学生，他没有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也没有一个说不出家长的姓名和职业的。一到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就站在学校铁栅栏门口，等着列好队的学生出来，最小的班次在前，立定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个一个地叫着学生的名字，把孩子交到来接的家长手里。大班的学生，他也一定看着个个都过了街道，才进去。一年四季，每星期六天，天天如此。

    刘校长非常关心学生家中的经济情况。他的学校每学期只收铜元二十六枚。当时，有的“官立”一学期要几角钱，有的要一两块大洋。当时一枚银洋大约能换一百左右铜元。这所模范小学，学生虽然很多，但每人只收二十六枚铜元，当然是不能维持的。但刘竺笙却坚持这样收，来照顾穷苦的孩子们。他一方面尽力节约，另一方面向省教育当局要钱。为了这个，省当局常和他吵架，有的竟下令叫他增收学费，他都抗拒回去。他在群众中声誉很高，省方又不好撤换他。一直到我上了大学，那时每一银元已能换到三四百个铜元，可是，我回到天津一问，刘校长仍在坚持收费二十六枚！

    最有趣的是考试。每逢大考，上课以后，教员和学生都静坐在教室内等候。等一会儿，校长进来，恭恭敬敬地向教员双手举上一个小信封，然后退出教室，教员立时把接到的信封拆开，取出这一门课的考试题目，写在黑板上，学生再做答题。全校每班每课的大考题都是校长出，连教员事先都不知道。

    每到毕业班大考以后，校长总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赠送每个学生一个“号”。当时，每人除名字外，还要有一个“号”，社会上彼此尊称号而不直呼人名。校长从不作训话、演讲诸如此类的事。但到毕业班学生要离校的时候，他就只赠送“号”来作赠言。我的学名叫焦承志，他送了我一个“号”叫“亮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名叫承志，可是承什么志呢？你不应当承做官发财的志，或者争光耀祖的志，你应当以救国为己任，承强国强种之志，但你不能同流合污。你应当学习诸葛孔明。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请他去做官，他不要做官。等到他确实知道刘备的确是想救民于水火，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送你‘亮俦’这个别号，不是叫你学诸葛亮那样去做大官，而是要你能和他一样安心务农。”

    （《过去的小学》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 焦菊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