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本报酬是递减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其起点的人均GDP水平越低,随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样维持一段时期,其增长速度会快于比其更富有的国家,因此,世界经济趋于更加均等。很长时期,至少1990年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世界经济的趋同。只有“俱乐部趋同”——几个群体内的经济体,如发达经济体内部,最不发达经济体内部,各自发生自我趋同,但是,发达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没有趋同。
1990年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随着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分工,加上亚洲一些国家对外开放,国家之间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间贸易,分别获益。作为结果,世界经济真正出现了趋同现象。1990年至今,在起点上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确实在随后时期的增长速度更快。我国恰恰是最典型的起点人均GDP最低、随后人均GDP增长速度也最快的国家。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到今天已经十分接近10000美元。按照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趋同速度一定会放慢,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然而,我国仍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发达经济体还有巨大的差距,仍然有继续趋同的空间。2017年,以中国的人均GDP为基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算术平均值为中国的1.12倍,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中国的5.67倍,美国为中国的7.25倍。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和赶超发展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现象,因而不存在回归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即不会保持以往几十年那么快的增长速度,因为我国的后发优势变小了。但是,我国赶超的潜力远远没有耗尽,要在边际递减的趋同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要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
(《社会科学报》6.20 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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