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文化动因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多集中于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方面；对其文化动因的探讨则比较少见，已有讨论也主要是指出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儒家价值可能并非近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因，相反，被儒家主导价值长期“温和地压抑”的广大民众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才是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因也深深地植根于人性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对近年的经济成就来说，文化是根本的远因，制度是主要的近因。

    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价值动力和德性

    在中国40多年发挥出了巨大作用的普通人或多数人的价值与德性是怎样的呢？

    我们以中国民间曾广为流行的《增广贤文》为例来看长期存在于普通人那里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追求。这部在清代汇聚了各种名言谚语的书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普通人的价值观，也是人们长期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其地位和影响类似于富兰克林《理查年鉴》中的格言。

    当然，《增广贤文》也是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民众文化的混合。前者表现于有许多劝人读书入仕的格言，后者表现为有许多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谚语，其中对财富的重视和追求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财富是许多人苦苦追求、至死方休的一种价值。

    在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不会将这种价值视为最高价值，但也不会全然排斥：“君子爱财，求之有道”；社会的风俗也是有钱才有地位（有权人自然也有钱），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如果自家的孩子不会读书，做不了官，还可以努力奋斗致富，“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中国人普遍重视的与这种根本价值追求相关的主要德性价值是勤俭。

    勤劳表现为以辛勤劳作为荣，抓紧时间，不怕苦累，如《增广贤文》中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还有如在当代经济发展中表现卓异的浙江温州人所说的“能做老板，能睡地板”。

    节俭如《增广贤文》中所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中国人的储蓄率一般都很高，也愿意将节俭下来的钱财不断理财和投资。

    勤俭不仅表现在大中小各种企业家那里，而且在数以千万计的第一代民工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韧性变通和重视教育也是中国人很突出的特性。他们特别能忍耐，接受挫折和失败，“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再试；他们也相当灵活，或者说适应环境和应变能力很强，随时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拘条件，只要有一点经济机会就紧紧抓住；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历史上有许多的“劝学文”“劝学诗”，虽然过去最重视的是人文知识，但由于这种长期的文化积淀，且智商也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学起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也同样得心应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一技在手，受用终生”。

    由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德性偏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度一旦放松，经济就爆发出巨大的活力，一度万众下海，万马奔腾，人人都想致富，也愿意为此付出辛勤的劳作，节俭生活，随时学习新的知识，寻找新的商机，从而为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一次历史转变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更深入的探讨，这些价值观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为什么它们恰恰在最近40年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而促成中国经济的起飞？这就需要追溯中国的历史文化。

    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和欲求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积淀。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中国近3000年主要价值追求的第一个转折，即西周商代开始的价值观从宗教主义向尘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转折，政治与宗教开始比较明显地分离。尽管商朝以前留下的宗教意味的文献不多，远不及其他文明，尤其是犹太教文化中的宗教文献，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更崇拜上帝和天命乃至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倾向。西周开始统治者强调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治理重心放在人力可为的范围，主要关心人间而非天上的事务。这一脱离宗教的超越信仰，或者说与一神论宗教拉开距离的转向，的确是上层精英做出的，是自上而下产生的。于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再向宗教方向发展，而是转向人文方向，这倒是也吻合了现代世界世俗化的潮流。现代中国不需要“脱神”，不需要经历一个近代西方和其他文明“上帝死了”的精神挣脱过程。它在世俗化方面早就准备好了。

    由于中华文化从西周开始就走向了与宗教信仰脱离的道路，人们的精神注意力从天上回到人间，开始重视人事和此生的幸福追求。上层精英主要向人文卓越和道德圣贤方向努力，下层民众则主要在物质生活和自然伦常方面用力。所以说，这种此世主义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从商代西周开始，中国决定性地走向了一条与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和古代文明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和支配性的超越的宗教信仰基本脱离，重视人间生活和人文道路。

    但即便都重视人间和此世，我们也还是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民两分、少数统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与社会下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是不一样的。在西周后近3000年的传统社会中，这种此世主义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来说还不是物质主义的，甚至民众虽然重视肉体的生命，追求尘世的幸福，但也还不具有强烈的物欲取向。

    这也许是因为民众所持的价值观虽然是多数的价值观，但在一个由少数人文精英治理和统治的社会，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不以经济为中心的，甚至在民间，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也是淡化物欲的。所以说，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主要成分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实际上是两分的：即政治与社会、朝廷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或者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士人与民众，双方有不同的价值观。想成为君子的人需主要从人文与道德的方向努力，只有成为了有学识和高尚道德的君子，在社会地位上才会成为官员，成为士大夫，这个方向后来得到了社会制度的保障，通过从西汉就开始的古代推荐官员的察举，到唐朝确定的考试选拔的科举，的确能够让有学问和德行的人成为官员；一旦成为官员，他们的经济地位也能得到保障，能获得相当的财富。若按照儒家的文化来理解，他们的确是不以财富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财富只是这种道德追求的副产品。

    但能够通过精湛的学问进入社会上层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要自谋其利，其中一些商人、土豪的确也能够比官员更富有，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社会最羡慕和尊重的还是那些读书做官的少数人。这样，多数人的物质追求就受到了儒家这种等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不是多数人的价值观，而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压抑物欲，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温和宽容的理论，它不以经济发展和财富追求为中心，但也基本上不干预民众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它主张“国不专利”“为民制产”，让民众过上小康生活。另外，它重视知识和教育，重视家庭责任，倡导和平和谐，这些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也有促进作用。中国的传统士人期望移风化俗，淡化民众的物欲，但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他们清醒却也无奈地认识到，不可能普遍地改变这一人性。

    一种人文的思想文化远不能像一种超越的宗教信仰那样能够普遍地影响大多数人，所以，儒家淡化经济利益和物欲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太大，加上它对人性的了解和宽容，并不主张压制民间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商品经济的多次繁荣，其经济体量和水平常常达到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峰——虽然它还不是那种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技术革命而来的现代资本和全球市场经济。

    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变

    自近代中国与西方有了大规模的遭遇和冲突，在累次战败受挫的震撼下，上层精英主导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基本确定了以追求富强为全社会主要的价值目标，而不再是过去的上层与下层两分、由上层主导的价值观了。

    这样，近代中国可以说又有了一个价值地位的大翻转。由于现代世界浩浩荡荡的平等的潮流，普通人或多数人的价值观开始成为主流：过去在野的民众文化的小传统变成了上层也必须顺应的大传统。也许这两种传统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但它们的相对地位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说，认为亚洲四小龙，后来也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原因是不那么准确的，应该说，这更多的是出自中华世俗文化的原因，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起了大作用，它也切合现代世界追求平等和物质幸福的大潮流，其地位从过去的居下变成了居上。与其说过去在朝的儒家文化是华人经济成就的内在价值主因，不如说是过去在野的中华民间俗世文化是其主要原因。当然，中国上层精英的文化与下层民众的文化也一直共享着一些因素，比如都重视人间，重视现实，重视生存与和平，重视天伦之乐。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坚定地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员的政绩考核多以经济方面的成绩来衡量。而且对经济的努力不再设限，不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重视实效，“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政府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制度平台。此前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宣传也培养了民众一种广泛的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人们不再那么安分守己、谨小慎微和安土重迁，敢于流动以寻找各种经济机会。

    在人们的物欲被压制得最甚之后，它的反弹也最厉害。一旦开放国门，人们从贫困和饥饿中走出来，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富足，就更加增强了致富的动力。中国人在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能够甩开膀子大干了，理直气壮、一心一意地谋求物质生活的改善。过去的制度和政策压抑了这种物质追求，而这种欲求一旦得到释放，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除了这些制度的改革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机遇之外，更根本的还是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其间重要的是：你最想要得到什么，你有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路径能够得到。如果说，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很早就几乎完全转向了此世主义的多数中国人，他们最想要的是物质的安康乃至财富的充分占有，而如果在现代几经曲折，又找到了得以实现这一欲求的最恰当手段和道路——先发国家已经示范了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等等，那么，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早就是一种此世主义、人间主义，但在近代又变为以物质主义为主导。如果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所有民族的人们都是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而且多数可能还更重视其中的物质因素，但其中的确又有程度的不同，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动机的确更为强烈，他们又具有勤俭、灵活等能够有力地支持这一目标的德性。中国人其实是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许多人天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加上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些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后发优势。但是，如果制度不放开，则民间的个人再有企图心和商业能力也是枉然。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制度与价值在这些年里形成的颇佳的相互配合。

    当然，我们也可以略微说一下这种基本价值追求的另一面——或许可以说是负面的因素。如果物欲和实利的动机太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追求不够，只重视物质生活，不重视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等价值，也会影响到对人的全面幸福感，或者说对人的生命的完整意义的把握。

    上面提到的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各种德性，也会影响到即便是尘世的幸福：比如说过于勤劳，可能导致不够注重生活的质量，不能充分理解闲暇对人生幸福的意义，乃至容易被讥为“经济动物”；过于节俭，或会影响生活的舒适以及慈善的事业；过于韧性乃至过度忍耐，有可能会损害人的自尊等等。这些德性，从长远来说，甚至有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少数人的炫富和多数人的过度节俭可能导致产业不平衡和消费力不足；过于灵活可能容易导致原则性不够，对保障经济活动的法律和规则尊重不够，进而肯定会影响到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而过度忍受，也容易导致不够争取合理而可靠的法治市场秩序。即便在聪明和善于学习方面，也可能有过于重视实用技术而轻视基础理论的偏颇等等。

    另外，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可能本就有一些制约人全面幸福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因为不甚重视自由，没有对自由的制度保障，科技的首创力也就有所欠缺；诚信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会增加交易的成本，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因互信带来的惬意；不够勇敢，也就不容易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合理合法的产权；重视亲友也可能影响到如何与现代社会大量的陌生人合理地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如果不够强大，也将直接妨碍企业做大做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等等。而且，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中存在的主流价值观而言，并不试图完全囊括全体中国人的所有价值追求。

    总之，回顾40多年中国人价值观念与经济成就关系的历程，我们大致可以说：一种普通中国人持有的、在数千年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可能正是近40年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一种根本动力的秘密。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