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一日游

    人类记住灾难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切尔诺贝利，一种方式是将它变成旅游目的地。

    乌克兰当地旅行社推出了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或两日游套餐，只有成年人可以报名参团。中国游客黄小婉最终选择的是一日游，她觉得两日游意味着要在禁区里的酒店住上一晚，身体受到的辐射也会增多。实际上，目前在切尔诺贝利一天人体所受的辐射量约等于乘坐一次跨国航班所受辐射量的八分之一。

    到此之前，游客们大都听过某些传闻，诸如这里的老鼠在遭受辐射后变得硕大无比。但是，这里没有传说中的硕鼠，也没有变异的大鱼，偶尔能见到一些动物，但看不出什么异样。

    走进切尔诺贝利镇，第一个有着人居痕迹的是被树林包围起来的幼儿园。这里光线昏暗，墙皮剥落，不断冲击视觉的是与儿童有关的各种元素：失去前轮的三轮车、丢在墙角的拼音字母表，还有放在铁架子上失去眼珠的洋娃娃。

    因为每一个物件位置都“太适合被拍照了”，游客卢桢感觉有些刻意，“给你营造出来一种惊悚、痛苦和悲叹”。但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暂居在某城市。儿子上学第一天就哭了。老师让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这位母亲说。

    因为辐射，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

    儿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体。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核事故发生之后，有239万多人因核事故患病，其中，45万多人是儿童。

    在整个禁区的核心—4号反应堆，也能找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此处一座纪念碑旁的墙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员的名字，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当时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其中有个消防员叫瓦西里，那天晚上，他告诉身边怀孕的妻子露德米拉，反应炉失火了，自己去去就来。5个小时后，妻子在医院里见到了瓦西里，他全身肿胀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医生告诉露德米拉，不准抱他、亲他、靠近他，她的丈夫现在是个小型的核反应炉。几天后，瓦西里的尸体和他的所有物品都被塞进一个锌制的棺材里，安葬在莫斯科公墓。

    两个月后，露德米拉生下了一个女儿，但4个小时后，这个女孩就死了。她救了露德米拉，像一个避雷针，她替母亲吸收了辐射。

    根据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所述，共有10万名军人和40万名平民参与了后期的清理工作。地面上的动物被枪杀，房屋被一间间摧毁和掩埋。有人负责在核电厂屋顶清理石墨，这些石墨从反应炉中喷出，每一片都散发着极高的辐射，1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机器人在这里也失灵了。为了保证石棺能尽快盖住还暴露在空气中的4号反应堆，人们只能亲身上阵。有些人不想去做，但不得不去。爆炸7个月后，石棺终于建成。今天，计数器在这里记录的数值仍达到正常辐射值的400多倍。

    据切尔诺贝利基金会统计，“清理人”中的20%逝世于2005年前，在人生的壮年阶段。超过90%的“清理人”都有辐射引发的健康问题——甲状腺癌、心脏病、呼吸和消化道问题等。

    旅行社的路线里，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当年因核电站而繁荣、后来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它距离核电站仅有3公里，爆炸发生后30个小时，近5万居民才被通知撤离，超过1000辆巴士抵达普里皮亚季，居民只有两小时撤离时间。政府承诺，撤离只是两三天。当时，人们都还天真地以为还会回到这里。事实是，这里成了禁地，只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回到了这里。

    根据2015年的估计，在禁区内生活的居民约有100人，多是老年女性。他们说，搬到别处后，当地人讨厌他们，说他们身上有辐射，当地政府默认了这些返乡者的存在，并持续调查他们的健康状况。

    如今，切尔诺贝利还生活着大概3000名工作人员和少数科学家。他们定期轮休，以代谢掉工作期间的辐射残留。这里还有近100名向导，轮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切尔诺贝利当下的处境并不乐观。禁区内大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正快速坍塌，清理和维修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这样的境况下去，到2050年，切尔诺贝利很可能变成一片真正的废墟。

    （《中国青年报》6.12 尹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