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上大学

    ■陈老萌

    前几日高考，勾起了我上大学的悠悠旧事。

    那时大学也争生源，但很文明很温馨。高考前夕，复旦大学组织我们去参观校园。用校车接了去，还招待一顿快餐。记得一大捧油汪汪的肉包菜包，配一碗可口的蛋花汤。今天学生自然不屑一瞥的，可是在饥饿笼罩的“困难时期”，你掂量吧。

    复旦校园之大令上海弄堂中学的学生们咋舌，比这更大的惊喜是，时任复旦校长的大数学家苏步青给我们作了个报考复旦的动员报告。说是报告，时间毫不冗长，结束时很不过瘾。回来路上，大家纷纷立志来这里上学，我也暗自铁了心。

    填报志愿那天，纵然班主任鼓动我第一志愿写北大，我却丝毫不为所动。岂料交表后插进一位语文教研组长彭老师，他有感历届毕业生落榜北大文科，决心实现零的突破，竟然代我改复旦为北大。木已成舟才通告我一声，急得我双脚直跳，连呼“完了完了！”

    世间总有出乎意料的事，北大录取通知书寄到，并附有几张行李标签——那时都自备行李上学，行李集体托运。我自己惊喜不言而喻，彭老师的高兴尤甚于我。

    由沪赴京入学，铁路局组织了新生专列，记得是27个小时行程的加班车，得一天两夜。行前家里欢声笑语，准备了丰盛午饭。但朵颐之快驱散不了心里疚意，胞兄从数百里外赶来送行，却未得与席，替我在北火车站候车广场看守一堆随身的七七八八，饭盒、脸盆、热水瓶，冷清清地枯坐几个小时。

    第三天夜间到了首都，学校一辆大巴早早候在北京站外。司机体贴我们心情，途经天安门前特意开得很慢。大家目不转睛凝视昏黄夜灯下的城楼，朦胧中愈发感到庄严。学校食堂破例不待天亮开饭，早餐牌标示“金银粥”，以为接风美餐，端的竟是玉米糊糊里撒了可数的米粒。

    每年暑假探亲返校都是坐加班列车，经南京过江，还需火车摆渡到对岸浦口。有一年河北洪灾，列车堵在山东，改道往烟台，易海航货轮抵塘沽，转京津线到学校，是我人生难忘的一次特别旅行。

    前些年我有幸应邀参加研究生答辩，一晃数十个冬夏，再次踏入复旦校园，不胜唏嘘。如果当年能报考倾心向往的复旦，或许不会冥冥中与她失之交臂。

    （《新民晚报》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