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

    几年来，“拼娃”“教育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学子的焦虑情绪弥漫。很多家长认为，高考是现阶段最公正的制度，上大学是标准的“翻身路径”。但实际上，把眼光放到更宏大的格局就可以看到，“高考改变命运”的实质是：对外开放改变命运。“80后”“90后”赶上了中国对外开放、加入WTO的红利期，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劳动力，经济景气让毕业生有更多的工作选择，能选择更体面、高收入的职业。

    事实上，不仅中国，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如此。“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是参与欧美产业分工后的结果，没有这个前提，这些地区的人才，知识水平再高也无用武之地。

    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国家里，马来西亚、泰国比较富裕，缅甸、印尼比较贫穷，这种鲜明的对比印证了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的重要性。

    印度就是一则反例。众所周知，印度的理工科教育极其尖端。互联网流传一个趣闻，华裔学生辛辛苦苦念书进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碰到了印度裔学生，两人打招呼，却见对方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老家，成绩好的都去印度理工学院，差生才来麻省。”印度的科研实力技压群雄，然而却不能应用于实用领域，转化为经济实力。

    20世纪6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度青年毕业后找不到出路，转而去参加极端主义政党的屡见不鲜。实际上，印度落后的根源在于长期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不引入外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对国际市场开放。直到今天，印度有些行业仍受到行政管制，因而成绩优秀的印度学生更愿意到国外发展。

    当然，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改变命运，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而是指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欧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大力推动义务教育。2018年一部BBC纪录片《人生七年》备受热议，英国导演从1964年开始跟拍14个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从7岁一直拍到56岁，仅一个穷孩子念到了牛津大学，其他穷孩子都早早参加工作了。有的观众看完后，感慨西方的阶层壁垒太难打破。这是典型的郢书燕说。片子里一个叫佛莱的孩子，父母一个是建筑工人，一个是超市收银员。他接受了基础教育后，成为了一名水电工人。在一些观众的眼里，他似乎没摆脱贫穷的命运。实际上，水电工人这个蓝领行业，每年能赚21万英镑，比英国首相的工资还高。

    在执迷于社会流动性的人看来，可能必须每个英国穷孩子都要考上剑桥大学，读个古典文学专业，才能收获美好人生，而不管他有没有学习天赋。实际上，欧美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实行过大学扩招，结果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

    大学扩招之初，教育事业似乎欣欣向荣，但接下来很快便暴露弊病。欧洲的大学大部分是老牌学校，宿舍不足。如意大利的巴里大学历史上只容纳约5000人，无法消化3万多名学生。“教育大跃进”使得管理难度过大，师资力量也跟不上。

    在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研究发现，尽管教育经费增长，但教育质量下降。1963—1977年的SAT（俗称“美国高考”）测验显示，学生的口语下降49分，数学下降32分。大学生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学习意愿跌落。急功近利的“教育大跃进”遭到了反弹，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960年的40%下滑到1974年的34%，致使20世纪70年代约2800所学校关门大吉。

    东西方的教育方式自此走上分叉，欧美开始了快乐教育——既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掌握微积分、黑格尔哲学，为什么非要让所有孩子都上高等学府？东亚教育则进入了内卷化状态，小市民家庭省吃俭用，供小孩学兴趣班、学外语出国深造，学成归国后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白领。这难道是值得推崇的成长路径吗？高考是不是每个人人生的唯一选择？这非常值得深思。

    （《同舟共进》2019年第6期 柳展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