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阐释四大名著

    在1949年后的当代中国，“四大名著”在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了融合政治、思想、学术等多元要素、影响全社会的文化意义。这种经典地位确立的深刻原因在于，它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

    说到“无可替代”，这绝对不是夸张的形容。在现代中国社会，即使人生理念不同，人们仍然一致重视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

    正如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伴随的是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乔叟，中国也要在西学东渐时代重建民族文学与文化。四大名著之所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就因为其本身包含着与现代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因子，承载着人类社会关于公平正义的理想。

    新文化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将现代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等新思想融入到对四大名著的阐释中，将《水浒》《红楼》等视为“社会小说”，乃至“政治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在《水浒传》中读出梁山好汉的“人人平等”，在《红楼梦》中读出“专制君主之威”“男女婚姻之不自由”甚至“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经由这种阐释，新文化人成功地将四大名著建构为蕴含现代文化的“传统”经典。由此可见，我们对“传统”的塑造和重构，乃是源于认识和建设“现代”的需要，我们对经典的选择和确认，乃是因为它适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对四大名著的阐释，是以建设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为价值诉求的，而这种“现代性”在很长时间内又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若干理念为准的，比如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精神，以自由、民主为政治理念、以进化论和线性史观为发展观的一套关于“现代性”的叙事。因为过于切近今人的理论命题，有可能导致对古人用心缺少“了解之同情”，对其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失去亲切之感，以致流于对经典的“误读”。

    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价值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对四大名著的阐释，有必要建立一个涵容西方文化精粹而又以中国人文理想为基点的新的经典体系。

    （《南方周末》5.16 陈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