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应该脱帽致敬的历史

    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的黄田坑村中,一小队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掩护战士后撤的指挥官双腿先后中弹,双腿跪地,向潮水般涌上来的敌人不断射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国民党军获悉他的身份后,欣喜若狂:他是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时年30岁。

    一年之后的1936年5月14日,又一位红军将星陨落在大别山:时任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令人欷歔的是,牺牲前,方永乐刚被错误打成“第三党”,被解除职务下了枪。当他们在河南商城与湖北麻城界处的雾露塘地区与敌人猝然相遇时,方永乐习惯性地又开始指挥战斗,他要回了枪和望远镜,带领部队从上午九时一直打到下午三时,掩护主力撤退,激战中,他被敌人狙击手击中胸部,旋即牺牲。

    许多年后,方永乐当年的部下,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谈起方永乐来,热泪长流:他牺牲时年仅20岁,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人们只能比照他弟弟的模样,给他画了一张素描……

    毛泽覃、方永乐,都是牺牲在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高级干部,这期间先后牺牲的烈士名单,很长,很长:项英、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堪称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艰难的三年时间。

    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常常与死亡擦肩而过。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

    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读红军长征后苏区的历史,有一个细节,尤为令人动容:  

    一些红军重伤员不能随主力部队长征,分散在各个野战医院,缺医少药,处境艰难。苏区群众听说后,纷纷跑到医院,没儿子的认领儿子,没女婿的认女婿,背的背,驮的驮,抬的抬,接到各自家中……他们的儿子、女婿,踏上了长征路,或者,已经牺牲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这些红军伤员,就是他们的儿子、女婿。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晚开始至2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于都县城的东门渡口、南门渡口、西门塔脚下渡口、梓山镇的山峰坝渡口、罗坳镇的孟口渡口、鲤鱼渡口、石尾渡口、靖石乡的渔翁埠渡口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于都河沿岸群众卸掉自家门板,甚至拆掉给老人准备的棺木,协助红军在近70华里的河段上,仅用不到4天时间,就突击架起5座临时浮桥。为了不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目标,军民们每天下午4时开始架桥,晚上8时架通供部队过河,次日凌晨再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足有15次之多。堪称奇迹!

    红军长征后,多少父老乡亲在等待他们回来,尤其是一些送丈夫踏上漫漫长征路的青年妇女,苦苦等了一生,却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已经倒在长征路上……这样的“盼夫”故事,坚贞的爱情守望者,让今人泪眼婆娑。

    当年的苏区群众,为了支持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送子送婿参军,处贫瘠之地,却竭尽财力支撑红军前线作战,“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红军,中国共产党,到底有什么“魔力”?

    这个答案,很长很长,如果一言以蔽之:红军,中国共产党,视革命理想大于天,要为中国人创造一个新中国。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一时大加吹嘘,为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安排一人扮演被俘的共产党旅长。彩排时,胡宗南很不满意,亲自教这个演员:一定要口口声声把“国民党”说成“刮民党”。令他懊丧的是,即使给延安老百姓钱财,但延安人照样不说共产党坏话。最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的延安之行,当年8月7日,蒋介石乘着美龄号专机飞临延安,翌日,在大群侍卫们严密保护下,来到枣园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前,看到一架纺线的纺车,问:毛泽东要这东西做什么?胡宗南回答:大军围困,延安物质匮乏,毛泽东亲自纺纱。

    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架纺车上。

    这是一段应该脱帽致敬的历史。

    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9年8月23日,第四野战军解放瑞金。

    因为今天,历史回溯如此生动。因为历史,今天我们充满自信。

    （《新华每日电讯》5.24 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