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国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55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42.9%。
4月1日，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生态环境部召开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启动会。
城市噪音污染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与宜居的矛盾，至今仍是中外城市治理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上海是国内降噪办法最多样的城市。
降噪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交通工具更安静。声音艺术家殷漪认为上海推广电动车就是一个效果明显的办法。上海道路上还有一种银灰色的柱形装置，这个设备使声音像聚光灯一样投向前方的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可听到清晰响亮的信号灯提示声“请走人行横道线”的声音，但当走到与该设备同一水平线位置附近或绕到后方，即使离得再近，也几乎听不到声音。
殷漪说，聚声装置说明上海有对声音管理的意识。这项技术或许将来可用于广场舞、大型活动播音中，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上海的地铁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更安静。”殷漪说，比如站台几乎都是全封闭的隔音屏，电视屏幕的播放音量如今明显变小。环境噪声越低，传达信息的播报声音就越可以控制音量，避免产生“毛刺”般尖噪效果。
上海是全国最早在高架路上使用声屏障的城市，但对于高层建筑，高架上声屏障的效果不佳，2015年，上海市路政部门为虹口沿线300余户居民家安装通风隔音窗，减少了中环线带来的噪音烦恼。
很多人一个共通的感受是，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大声之国”——人们不介意在公共场合发出大的声响。殷漪认为，公共空间里声音的发生机制以及管理机制，在目前的城市管理中还未得到足够重视。“我有一个观点，一些噪音的治理其实是对人行为的引导。”比如美国的无噪音协会建议人们在鞋跟下钉一块牛皮，减少鞋子发出的噪音；在法国某些隔音不佳的老建筑里，人们发出公约，半夜尽量不按抽水马桶的冲水开关，以免打扰邻居睡眠。
殷漪想起了上海鲁迅公园的一个做法。鲁迅公园几十年来每个周末都有数百位老人自发聚集唱红歌。2017年他再去时，发现在老人们唱歌的地点旁竖立起一个分贝测量器。“这相当于建立了一套自我监控的机制，尽量减少影响别人。”
降噪的效果如何，殷漪没有客观数据，但一个变化是，老人们开始把唱歌场地从公园主干道移向了支路。“如果它起到了作用，这其实就是一种更加细腻的、更人性化的胜利。”
（《解放日报》6.1 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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