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红旗颂》献礼祖国

    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吕其明来说，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26岁写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32岁与人合作写了《谁不说俺家乡好》，35岁创作中国当代音乐经典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诞生54年的《红旗颂》终于定稿——这是一位不忘初心的老人送给祖国和人民的礼物。

    吕其明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吕惠生在抗战时期，曾是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署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军战略转移，在北撤途中，由于叛徒出卖，吕惠生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写下大义凛然的诗篇：“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名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在刑场光荣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3岁，他走完了自己的光辉一生。

    吕惠生牺牲了，但他给儿子留下的精神财富使其受益终身。“父亲的英雄形象就是我崇高的路标，影响了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创作乃至我生命的全部。我用一生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1945年9月，吕其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确定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和价值观。我决心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吕其明说。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让身在部队文工团的吕其明深受鼓舞。1944年，他开始集中精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他深感“讲话”内容之丰富，而对14岁的吕其明来说，最根本的两条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一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这些重要思想成为他日后工作的指南针，牢记了一辈子。

    1951年，吕其明来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开始电影音乐创作事业。为写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音乐，吕其明在淮河工地里劳动了两个月，搜集老乡唱的山歌；为给另一部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配乐，他又在鞍钢生活了三个月，下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1955年，吕其明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一年后，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铁道游击队》配乐，写下传唱至今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为这首歌谱曲时，吕其明联想起自己曾于战火之中，在山东目睹不少身穿便衣、手拿套筒枪或大刀的游击队战士。结合生活体验和感受，吕其明用音乐表达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强信念。

    采访当天，记者看到满头银发、戴着红框眼镜、精神矍铄的吕老和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探讨最新版《红旗颂》套谱的封面设计。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5月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音乐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动人场景。在红旗下长大的吕其明，把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切情感，完全融入了作品的每个音符中。

    吕其明告诉记者，当年他写《红旗颂》时功力尚不到家，没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初稿的创作花了七天，原本他心里有多个关于作品主题、曲式的方案，当时挑了一个相对可行的，日夜拼搏、热泪盈眶地写出了《红旗颂》。

    短短七天时间，为何《红旗颂》初稿的创作时间如此紧迫？那是1965年“上海之春”开幕之前，当时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等音乐界的老前辈，一致决定由35岁的后辈吕其明赶写一部交响乐作品。吕其明感慨：“如果没有‘上海之春’提供这一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氛围；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

    （《文汇报》5.26 姜方）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