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住房困难在全国数一数二,于是,换房子成了改善居住条件的重要途径。
我家也是这支换房大军中的一员,只是房子看了无数,成功率为零。我们住在愚园路近江苏路,属于新里结构。听父母说这房子是他们用几条“小黄鱼”向二房东“顶进”来的。在这幢三层楼房里,二房东住在二楼三楼,我们住一楼。前后两间一共40平方米,再加上底楼的优势:房前有个小花园,屋后有个小天井,一家3口住得挺宽敞。
我们和二房东相安无事地住了十几年,没想到就在某一天的下午,二楼前间被人抢了。这场风波还没消停几天,后间又被另一家占领了,整个二楼一下子多出11个大人和小孩。
居住格局被破坏了,我父母萌发了换个环境的想法。换房的过程称得上艰难又曲折,当时有一句戏言:“调房子比找对象难。”找对象是一对一、你情我愿的事情,而换房子面对的是双方家庭全体成员,只要有1人投反对票便被全盘否定了。
我家曾和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人谈妥了换房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家的二儿子死活不同意,使得两家的努力打了水漂。后来才知他家有只3平方米的大壁橱单独给二儿子搭了铺,要是搬到我家,他就没这个特权了。
还有一次我家和兴国路上的一家人兴冲冲地去房管所办理换房手续,工作人员说这个地段属于特级地区,不是随便谁想进就能进的。当时我父亲属于被审查对象,跨不进那个“门槛”啊。
尽管没换成房子,但回忆起当年的故事仍然回味十足。上海人在换房中的智慧绝对令人佩服,“三调”“四调”不稀奇,我甚至听父母说有人因为无房结婚,硬是靠着“七调”才有了婚房。想想,光是七户人家来来回回地看房,这个工程就有多纷繁复杂。
换房,是当年民间自发改善住房的一种办法,倘若今天能赋予它时代的特色,除了买房和租房,这也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改善居住的方法,这个空间或许也很大。
(上观新闻5.16 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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