讥刺庸官的《一剪梅》

    清官、贪官之外，还有一种庸官，庸官的官诀是“混”，懒惰、不作为、不进取、混饭吃。但庸官的官运大多不赖，因为庸官大都擅长圆滑保身和奔竞钻营之术。

    清人朱克敬在笔记《暝庵二识》中，记录了一位正直无名氏写的两首《一剪梅》词，词的内容是描画和讥刺庸官的。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二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两首《一剪梅》大约作于清道光年间前后，当时正是清王朝从康雍乾盛世转向没落的时期，没落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官场风气变坏，变得庸俗、腐化。变坏的重要表现之一是钻营圆滑之徒渐多，“多磕头，少说话”的庸人吃香，而敢于担当的清正之士、有识之士被冷落、排挤。对这种现象，朝野中的正直力量是愤懑的，这两首《一剪梅》的作者就是一位怒怼官场庸俗风气的有识之士。他用犀利而诙谐的笔调，揭露和嘲讽了当时官场庸俗、腐化的风气。

    试举清代两个典型的庸官。

    一个叫曹振镛。此人做过乾嘉道三朝大学士，获得“文正”谥号，还入了贤良祠。但要说他有什么了不得的政绩，并没有，只是牵头编过几部有关清朝典制的书。那他为何如此官运亨通？朱克敬在《暝庵二识》中披露了其中的奥妙：“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原来，此人就是靠着唯唯诺诺、恭顺过人，靠着“磕头哲学”，戴稳了乌纱帽，成了三朝元老的。

    另一个叫王文韶。此人官至军机大臣，是个入职要害部门的大员。任此职，本应具有担当情怀，然此人却毫无主见，圆滑至极，有“琉璃蛋”之雅号。小说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写到此人时说：“王仁和相国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与荣禄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笑，西太后曰：‘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李伯元还在《官场现形记》的“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里写了个圆滑庸陋、只会磕头的徐大军机，说他“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脱听不见，只在底下乱碰头……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这个“琉璃蛋”，亦即西太后斥责的那个“琉璃蛋”王文韶。晚清时，人们管滑头官僚不仅叫“琉璃蛋”，还谓之“油浸枇杷籽儿”，意思是滑到了极点。

    曹振镛、王文韶都是“磕头哲学”的信奉者，皆为无所作为的庸官，他们虽然都“无灾无难到三公”，却没有“流芳身后更无穷”，而是作为庸官的典型，不仅为时人所诟病，而且遗臭于后世。

    （《北京晚报》5.20 李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