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海者晦”之说,道出了望海者的困惑。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就是以海舶为载体,乘风破浪,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舶人必须掌握新的生活技能等等,实现从居民到船民的转变,方能在惊涛骇浪中有所作为。
广州濒临南海,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连结着国外和国内两大市场。唐宋时代广州的海舶,每年冬季启碇出港,航向溽城(今台山广海),才正式放洋,直至苏门答腊南巫里“住冬”,候冈办货,次年返航;如连续航行,就进入印度洋了。
海粮储备中为何要带上甘蔗
任何海舶,起航之前必须备足海粮,这是可想而知的。现存的一份海粮清单,是唐天宝二年(743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遗存的记录。此行僧俗共85人,加上雇用舟人18口,乘员总数103人。“备办海粮”如下:
落脂红绿米(水分较少的陈米)100石,牛苏(牛酥油)180斤,面50石,干胡饼2车,干蒸饼1车,干萡饼10000个,捻头(油煎糯米团)1半车,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500余斤,蜂蜜10斛,甘蔗80束
这份鉴真的海粮清单不具有典型性,因为僧俗和荤素之分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不过,其中也存在着某种共同性,即海粮应包含主食和副食、生粮和干粮的搭配(一般海舶常备的鱼、肉、蛋类腌制食品,完全被排除在清单之外)。因此,清单里的海粮项目,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除米、面外,干饼类食品占了很大比重,当与节约饮用水和燃料有关。并非僧人下海是这样,俗人下海也同此例。
第二,既有石蜜、蔗糖等甜料,何必再带甘蔗80束?其原由不妨作这样的猜想:甘蔗是经久耐放的农作物,蔗汁含维生素,在蔬菜、水果欠缺的海舶上,嚼生蔗,可以减少患坏血病的风险。
淡化海水的两件“神器”
舶人对咸水作淡化处理,以补充饮用水的不足,靠的是“古之所有今之所无”的独特器材。见于文献的淡化器有两种:“海井”和“定水带”。
“海井”传世的旧闻,出自周密(1232—1298)的《癸辛杂识》续集上:
“华亭县(江苏松江下游)市中有小常卖铺(吴语‘杂货店’),适有一物,如小桶无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后来有位“海舶老商”指出:“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带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中,汲之皆甘泉也。”
这件能化海水为甘泉的奇器,“非竹、非木、非金、非石”,究竟是什么质料的东西呢?经学者考证:“井鱼当属哺乳纲鲸鱼目动物。”由此可知,某类鲸鱼的脑穴,具有化咸为淡的功能,遂被舶人称为“海井”。
另一种淡化器,名为“定水带”。清初詹钟玉的《记古铁条》一文,对其性状、用途和来源,作过传奇式的记述,摘录如下:
“京师穷市上,有古铁条,垂三尺许,阔二寸有奇,形若革带之半,中虚而外绣涩,两面鼓钉隐起,不甚可辨……积年余,有高丽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问此铁价几何?鬻铁者谬云:‘钱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
使客曰:“吾国航海,每苦海水咸,不可饮。一投水带其中,虽咸滷立化甘泉,可无病汲,是以足珍耳。”
无论是“海井”还是“定水带”,两物均为奇珍异宝,当然不可能为普通海舶所拥有。因而,咸水淡化的事例,便因罕见而被传奇化,变成虚幻的航海故事了。
舶人如何娱乐
在古代南海,“七洲洋”和“昆仑洋”是著名的海难频发区,故俗谚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海难的成因多种多样,常见的有风、礁、鱼,三者性质不同,但都会给海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海鱼也会带来海难,最突出的是鲨和鲸。
第一,鲨类中的锯鲨,早在北宋已经恶名昭著。据《萍洲可谈》(卷二)记载:“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
第二,鲸鱼也对海舶造成极大威胁:“夜行破浪之时,附近之鲸见水起白沫,以为有食可取,奋起触船,常将船身某处破裂也。”
饿鲸如此,饱鲸也会闯祸,其排泄物污染航道,须用药物将其化掉,船才能通行。
海舶的生活形态,尽管与定居的方式大异其趣,但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海洋版”,其中同样有作息劳逸和离合悲欢。例如,舶人如何娱乐,是排遣长期航行的沉闷所必需的活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目前已知有弈棋之戏,泉州南宋沉船的象棋子和“南澳1号”沉船的骰子和围棋子,可作物证。又如既可取食又可取乐的钓鱼活动。至于海舶的信息交流,除知有“舶鸽”可作海陆通讯工具外,别的也是无从谈起的。
(《羊城晚报》5.25 蔡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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