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田村里有面博士墙

    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

 

    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

 

    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

 

    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

 

    埋下一颗种子

 

    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

 

    如果没有这面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

 

    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

 

    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

 

    “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

 

    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

 

    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

 

    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

 

    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

 

    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

 

    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

 

    一个家庭的体面

 

    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

 

    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

 

    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

 

    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

 

    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

 

    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

 

    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  

 

    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喜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

 

    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

 

    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

 

    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

 

    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

 

    “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

 

    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

 

    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

 

    “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

 

    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

 

    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

 

    （《中国青年报》5.22 尹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