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刺绣

    中国纺织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它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是织造艺术，另一个便是刺绣艺术。

    “一片丝罗轻似水，洞房西室女工劳。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唐代罗隐的一首七言绝句《绣》，生动地描述了绣娘穿针引线的美景。刺绣又名“鍼（音同针）绣”，俗称“绣花”，是用丝线、绒线、棉线、金银线、发丝等，在绸缎、布帛等纺织品上绣成花纹、图像或文字。古代称“黹（音同止）”“鍼黹”，后因刺绣多为女子所做，故又名“女红”。这种在织物上用针引线穿绕形成图案的装饰方法将刺绣与织物、编织物等区分开来。刺绣的历史从文献记载上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尚书·夏书》：“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音同甫）、黻（音同浮）、絺（音同吃）绣。”《尚书》言会绣，为绣之肇始。然而这十分遥远，无法证实。但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上，确实出现了刺绣的痕迹。数千年来，刺绣大体上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发展的：先是刺绣衣裳，继而扩展到刺绣起居的日用品，以后才上升到刺绣观赏品。

    1974-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室的淤泥中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锁绣残痕，显示了中国刺绣的早期成就。锁针是现存刺绣实物中最早出现的刺绣针法，其特点是前针勾后针，从而形成曲线的针迹，是中国古人的发明。战国秦汉迎来了我国刺绣史上的第一个极盛时期，无论是湖北江陵马山的盘龙飞凤纹刺绣，或是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各类云气纹绣，都彰显了楚汉时期刺绣的精美和精巧，所采用的也都是锁绣的针法。这些蔓草、龙凤和云纹的刺绣纹样，绣线配色和谐、绣工精细，展现了楚汉特有的流动飞扬的韵律之美，极具浪漫气息。这种风格的刺绣沿丝绸之路一路流传，如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县阿拉沟战国墓中出土的凤鸟纹刺绣残片，与湖北荆州马山墓出土的凤鸟十分相像，可以肯定是从内地过来的，其年代远远早于张骞通西域。更远的是俄罗斯的巴泽雷克石棺墓中发现的蔓草凤鸟纹刺绣，从技术、材质、主题和风格上看，它们跟战国时期的丝绸几乎完全一样。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从而拓宽了刺绣的题材，善男信女们往往不惜工本，以绣佛像来积功德，他们相信刺绣时的每一针都代表了一句颂经、一粒佛珠、一次修行。白居易曾有诗赞云：“集万缕兮积千针，勒十指兮虔一心。”敦煌是发现古代刺绣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出土了诸多佛像，最早的一件是1965年发现的北魏时期的刺绣佛像和供养人，用几种彩色丝线绣出佛像、菩萨、供养人和发愿文题记，其中有“太和十一年（487年)广阳王”字样。供养人的长衫上绣有忍冬纹和卷草纹，表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贯通。

    唐宋时期，刺绣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刺绣技法有了很大的飞跃，锁绣已不再是唯一的针法，平针、钉针、钉金绣都有了应用。以金线为主呈现图案的称钉金绣，以盘金块面为主呈现图案的称整金绣，纹样轮廓用钉金勾绣，轮廓内又用彩色丝线填满的称压金彩绣。金、银本身的价值就决定了金银绣是一种高端刺绣，故有人将其归入“宫庭绣”范畴，主要为帝王官宦、达贵显贵服务。自宋以降，特别是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府，促进了江南刺绣的发展。浙东村姑巧救小康王的传说使得“浙东女子全封王”，金银绣也从宫廷流入了民间。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宁波，至唐宋时期即形成了“家家织席，户户刺绣”的传统，其地方特色绣种宁波金银彩绣的兴起也在这个阶段。唐代，宁波称明州，依赖地理优势成为全国最大的开埠港口。宋代，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达使得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日益重要：“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宁波城内有不少“海丝”文化的遗存，比如毗邻宁波第二百货商店的“波斯巷”，是因为北宋时，波斯商人经常来宁波做生意，当时的政府就专门在其聚居之地设置了一个“波斯馆”，波斯巷因此得名。

    （选载二）

    （《丝路之绸》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出版 茅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