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的兼容哲学

    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参与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原农研室副主任刘堪曾用“纵横折衡”四字来总结杜润生的政治智慧，即兼顾上下左右，取长补短，以利政策出台。

    “道并行而不悖”

    杜润生喜欢组织各种座谈会。会上交锋激烈，有时甚至像在吵架。他很少讲话，尤其不做结论性发言，通常是听完赞成一方意见后会说出几条“担忧”来，听完反对一方意见后又会讲出几条“问题”来。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相互容纳。

    杜润生极为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对改革中出现的新词汇新说法都能运用自如。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说，杜润生善于提出中性词汇，来凝聚党内外共识，是化繁为简的高手。比如他提出，包产到户是“双层经营”，农产品流通要“双轨过渡”，肩挑手提自行车驮不算长途贩运，请帮手、带徒弟不是雇工剥削，私人企业具有“可控性和可塑性”，等等。

    万里说，农村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找杜润生可以讲明白。翁永曦说，杜润生深知天下就是人心，他牢牢抓住了农民的愿望。

    九号院里的“老杜”

    杜润生用人可谓不拘一格。翁永曦说，他对年轻人的重用程度在当时所有中央部委里都绝无仅有。

    1979年10月的一天，刚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做见习记者的翁永曦奉命将社论清样送到国家农委，请杜润生审稿。正在看文件的杜润生说：“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翁永曦说，自己刚来报社工作。“原来干吗的？”“农村插队，11年整，十年头。”

    杜润生让他说说体会。他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到农村后才发现，其实是‘小河有水大河满’。”一周后，翁永曦收到调令，去国家农委工作。

    1980年春季的一天，杜润生把翁永曦叫到办公室说：“上午到（姚）依林同志那里开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投资1500亿，让农委拿个方案，你去考虑一下。”翁永曦当时刚到农委工作几个月，对杜润生的重用感到十分意外。

    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年改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机构、一套人马，杜润生担任主任。因为办公地点在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9号，“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那时，九号院中人都直呼姓名，不称官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也称杜润生“老杜”，勾肩搭背和他讨论问题，他也毫不介意。

    杜润生要求机关每月开一次报告会，每个人都要报告自己这一个月的新发现和学到的新知识。他还要求新人至少要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认为没有亲身体验就不可能了解农村，就不够格在农村工作部门任职。

    翁永曦说，九号院的一个“怪现象”是允许大胆议论。杜润生要求大家把工作做活，还为机关调研工作定了一条：除经中央正面定了的问题外，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说错了也不要紧，思想要自由点、解放点。

    那时，九号院是中央部委中思想最活跃、业务讨论最热烈的地方之一。王岐山、段应碧、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张木生、周其仁、戴小京等都是“九号院”的一员。

    晚年再次立功

    离休后，杜润生倡议设立了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评审并颁发“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对在农村政策研究、理论研究、调查研究、方法研究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作品给予奖励。2004年12月，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杜润生出席并颁奖。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事。

    2015年10月9日，102岁的杜润生在北京逝世。翁永曦送上挽联：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德高望重，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6期 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