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耕耘国际法

    近日，45万字的新书《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通过了审批。“我希望，今年农历8月前，这本书能顺利出版，以此纪念自己95岁生日。”梁西说。自2014年鲐背之年开始，梁西既不出山讲学，也不出门旅游，每天只是读书看报。采访中，他从茶几上翻出一张《参考消息》，上有巴黎圣母院被烧毁的报道。在报纸的边缘，先生用红笔做了标记。尽管一生布衣、身在珞珈，但先生对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依然保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

    攻读法律的初衷

    梁西之所以对国际法、国际组织如此痴迷，与他成长的那个动荡年代有着密切关系。

    1924年，梁西出生在湖南安化县一个普通农家。他自5岁入乡间私塾，3年后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当起放牛娃。9岁那年，父亲由于不识字，将一张卖牛的字据误认为是抵押字据，并在上面按下手印，牛贩子就这样把牛牵走了……这件事激起了梁西继续求学的想法。

    1936年，梁西瞒着家里只身前往10多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小学，找到校长，请求读书。校长说：“你姓梁，那就写篇《凉快》的作文给我看看。”他很快写了一篇短文，校长看后觉得不错，答应接收他上学。

    1940年，梁西考入湖南省立第五中学。在这个时期，梁西遇到了后来的夫人刘文敏。“开始时，我找她约稿；后来，借约稿的机会，我就给她写信，她也回信。”梁西先生说起一生挚爱的夫人仙逝已三载，泪水涟涟。

    1946年，凭借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梁西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之所以报考法律系，是因为法律系免收学费，不会增加家庭负担。

    厚积而薄发

    1947年，曾任“联合国成立大会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开设国际法课程。周先生对《联合国宪章》及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梁西深感“弱国无外交”，萌生了研究国际法的念头。

    1950年梁西毕业，随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法学。1953年，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邀请，梁西赴北大法律系担任教员。儿时憧憬的当一名教书先生，终于在未名湖畔圆梦。

    1971年初，尼克松指派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来华秘密访问，梁西参加了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编译小组。此后7年，梁西先后分工翻译了《联合国手册》等6本书以及大量资料文件，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参加编译组的7年，不仅使我躲进了一个远离动荡与纷争的‘防空洞’，而且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积累大有裨益，比再读几个大学的收获还要多！”梁西感慨地说。“文革”一结束，梁西就构建出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在北大率先开创一门崭新课程——国际组织法。

    梁西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国际法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社会基础论”和“结构平衡论”，高屋建瓴，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存在基础与发展规律分别作了高度概括，深化了国际法学与国际组织法学的原理。

    珞珈山的约定

    1983年，应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韩德培先生之邀，梁西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珞珈山，回到武大法学院。

    “做一辈子的教书匠，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每个人不过是社会结构里的一颗小螺丝钉、沧海之一粟。回首往事，第一个30年求学读书，第二个30年教书科研，第三个30年定居珞珈，都是很值得的。”梁西先生说，他很知足。“珞珈山是我生根落叶的地方——我和夫人经常把这句口头禅放在嘴边，也放在心灵深处。她88岁走了，珞珈山是她、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约定！”梁西还说，将来身故，他就和夫人一起化作两株小草，厮守在珞珈山上。

    （《文汇报》5.15 付鑫鑫）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