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中国文论一个原创性概念

    孟子提出的“大丈夫”说为中国文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创性概念。《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对中国士人精神的挺立、中国文论精神境界的提升有重要的基原性意义。

    一、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  朱熹集注云：“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孟子认为，仁是人之本心。孟子由“仁民”推恩至万物，主张“仁物”。仁心、仁民、仁政到仁物，从思想情怀来说，体现了孟子对天下苍生的关怀，有广博的宇宙情怀。孟子“仁”的思想对后世文论的影响更体现在其情怀境界和思维方式上。古代文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这是深广的宇宙情怀。就其思维方式来说，孟子“仁”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物感说”。如：一叶一虫，清风明月，白日春林，四季物候，都能引起作家的生命感动。

    孟子以“礼”作为“大丈夫”的重要品格，儒家认为，礼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礼义兴则家旺国治，反映到文学伦理上，就要求文学也要发挥文学的应有功用。受此影响，后世文论认为，文学对社会伦理要有调节功能。

    二、得志与不得志  文人多有怀才不遇之叹，发之文字，往往成为千古绝唱。于是后世文论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等文论话语。

    三、“三不能”  孟子的“三不能”说对后世文人保持赤诚之心、坚守高贵节操和高远志向有深远影响。“赤诚之心”即真心，要求内外统一、表里如一，这跟后世文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李贽就提出“童心说”。古代文论提出“诗出于人”“诗为心声”“文如其人”等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延续。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仁心”为根本，以“大道”为正路，仕途穷达不离道，富贵贫贱甚至生死都不改操守，极大地挺立了中国士人的精神品格，提升了中国文化包括文论的精神境界。

    （《光明日报》5.13 吴中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