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的“放任教子法”

    梁漱溟能成为与众不同的大学问家，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的父亲梁济。梁济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异常独特，可称古今罕见。现在的父母虽然未必能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但起码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梁济生于1859年，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考中举人或进士而做官的。只不过祖父做官清廉，卸任时无钱而有债。27岁时，梁济考中举人，曾担任慈幼堂司事等职。40岁时出任内阁中书，在“皇史宬”抄王朝历史档案，之后提升为内阁侍读。

    梁济凡事认真，认真到了极点，以至于后来竟为已经消失的清王朝而投湖自尽。其主要原因，诚如梁漱溟所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职。”以此而言，梁济乃是舍生取义，意在以一己的牺牲唤起国人的觉悟。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与他处处认真的性格却似乎截然相反，是非常宽松的。由于梁济少时即失去父亲，嫡母望子成龙，管教非常严厉。梁济经常一整日站在嫡母身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每每有一点疏忽，便受到嫡母的严厉指责。这样的教育之下，梁济虽然品行端正，学有所成，但总觉得“天机才慧亦以不无窒损”（梁漱溟：《思亲记》）。他吃过这样的苦头，反思后便不愿意让儿子像自己以前一样受苦。对小儿子梁漱溟更是如此。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会感到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地不放松。

    梁济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民主的，从不强迫其被动接受自己的主张。梁漱溟说：“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更奇的是，梁漱溟中学毕业后，就不愿升学，而且痴迷佛典，决意一辈子不结婚，打算出家当和尚。这自然是做父亲的万万不愿意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购读佛书、茹素、不娶妻，梁济仍采取完全不干涉的态度，所做的仅仅是让儿子知道他不赞同的意思。而梁漱溟当时虽然知道父亲的心愿，却始终固执己见。

    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梁漱溟的母亲临终前教诲儿子要娶妻生子时，梁漱溟的父亲仍在事后告诉儿子：“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直到梁济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儿子要结婚。对梁漱溟，梁济是完全不干涉。

    梁漱溟对父亲内心的感受并没有及时体察到，直到梁济自杀，梁漱溟清理先父遗笔时，才知道自己坚不结婚是大伤父亲之心的。后来，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

    归根结底，梁济之所以放任梁漱溟，是因为他信任儿子。他所起的作用，是引导；而儿子的路，则要儿子自己走。

    这种方法，即便现在看来，都非常超前。那么，究竟好不好呢？

    梁漱溟说：“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

    成为思想家的梁漱溟又说：“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

    他还曾十分庆幸地说：“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

    他在《思亲记》中有更高的评价：“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 

    梁济的“放任教子法”显然是成功的，然而，却很难仿效。梁济对儿子也不是完全放任，而是他深知“言传不如身教”。这一点，足以给当今的家长们很大启示。

    （《低学历的五大师》张建安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