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记录老北京的外国人

    外国人记述北京的书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到了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北京，他们不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游记文章，而是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方法记录北京城，比如测绘和摄影术。这些人中，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最为知名，他的《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和《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如今已成为老北京研究方面的权威著作。除了喜仁龙，后来因记录日寇在南京暴行而闻名的德国人约翰·拉贝也用图文记录下了当时的北京城，后被编成《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后诏书》出版……这些外国人留下的珍贵史料对后世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少佐证。

    来过北京的外国人，几乎都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有浓厚兴趣，但大多是泛泛而谈，在著书作文时往往将民间传说和道听途说的东西夹杂进去，缺少科学性和史实性，而喜仁龙通过测量技术和建筑学等科学观点来加以记述，使人耳目一新。当人们在谈论正阳门的高度时，喜欢用“前门楼子九丈九”来概括，殊不知，喜仁龙已测出精确高度为“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为24米，高38米”。

    至于北京内城城墙高度，“老北京”根据目测，以为一样高，而喜仁龙的测定为东城墙11.01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0米，北城墙11.92米。四面城墙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目前从建筑学研究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及故宫等古建筑，不论中外，唯喜仁龙最权威。他的关于紫禁城、北海、中南海、圆明园的记述，都是从实地考察后写的。因手段科学，虽然写于1925年前后，但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美国学者、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1859-1942），他的《寻找老北京》一书又译作《古都旧景》，记述的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阿灵顿居京多年，对古城是有感情的，他笔下的北京，不像有些西方人以猎奇为主，或者专门编造和搜集老北京消极的一面。他的《古都旧景》对北京充满感情，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北京的诱惑力，在世界的声誉和魅力是经世不衰的，近三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古老中华帝国的首都，是最有能力、最有文化、最具艺术鉴赏能力的地方。”

    约翰·拉贝因1937年日本南京大屠杀时的日记而享有盛名，他也因营救中国人而被后人称为“南京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除有其在南京的岁月外，还有他1908年到1930年间在北京、天津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北京的记录可算是谈说北京的第一手材料。约翰·拉贝在华期间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职员，不是专业的作家，因此他谈说北京时更热衷于加进一些逸闻传说，今天读来更为有趣。

    在拉贝之后的另一个德国人恩斯特·柯德士著的《闲置的皇城》也很有趣，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对于喜欢老北京历史文化的人而言，是一本不错的参考资料。

    20世纪初一些驻华外交官的夫人，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的《北京信札》、荷兰大使夫人爱伦·凯特林的《我的老北京印象》及美国女摄影师多萝西·格雷的《穿过月洞门》等，均以女人的角度描述、回忆北京。因她们只是在北京有几年的短暂停留，她们的字里行间有庙宇叮当的钟声、西山的驼铃声和天空中的鸽哨声，充满情趣和细腻的感情，对今天想了解北京的人而言，都是很好的教材。

    （《北京晚报》4.23 张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