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打工的姐姐

    姐姐那年19岁，她买了一点礼物，由隔壁村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远房亲戚带着，离开家乡到省城打工做服装。

    她们租住在城乡接合部。她干活的地方很远，有时有20多站路。她们经常换厂，只为总能有活干，或是工资多上个几十百把块，而住的地方大约是没换过的，因为这里最便宜。 

    四年之后的1994年，因为读书，我也来到省城。那天，姐姐第一次带我到她住的地方。在繁华街市背后的曲折深巷中，4个姐妹租住在一个小屋里，望着挤在一起的几张床，什么用具都缺，我不禁心疼姐姐，可姐姐一点都不觉得苦。

    姐姐借来一块砧板，用一把水果刀很费力地切好肉，调好味，用一个电热杯做了一大碗鸡蛋肉丝面。也许是城里的面条味道特别，我吃了一大碗！忽然发现姐姐没动筷子，姐姐说：“我不饿，晚上厂里有工作餐的。你都吃了！”我饱了，吃不下了，姐姐却把杯里的剩汤水、小半碗面条倒在一个小碗里迅速扒进口。

    以后，姐姐总会在某个傍晚来到学校，有时来给我生活费，有时拎着一大袋平常很少吃到的水果。那年冬天好冷，我脚上起了好几处红点，姐姐忽然又来了，带给我一双皮靴，里层的毛厚厚的，很暖和。同学羡慕地问：“你姐姐在市里哪个单位上班呀？”我如实而骄傲地说：“不是的，我姐姐是打工的。” 

    1996年春节后，姐姐要出嫁了。那天，我特地去帮她搬东西回家。她打了六年工，所有的生活用品是四个沉重破旧的大塑料袋。我们一人提两个，到车站等回乡的客车。车开动了，我看见姐姐脸上挂着泪水，为这深爱的、曾属于她的一角城市。

    （《工人日报》4.15 张渤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