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父亲去世。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父母教育我们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到脑海里。
我的曾外祖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打小时候起,父辈就不断给我们兄弟姐妹讲曾外祖父的故事,讲做人的道理,激励、鞭策我们努力工作,拼搏奋进。我是听着曾外祖父的故事长大的。“你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一心跟党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永不变色”,这是父辈经常教育我的话。正是在红色故事的熏陶下,我在大学时代就入了党。
母亲告诉我,曾外祖父被捕后,知道必死无疑,就托人叫我外公带一条旧裤子,把他身上稍新的裤子换回来。他的这种节俭精神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如今,每当我看到女儿吃完饭碗里还剩几粒,我都会把女儿的饭碗拿来吃干净。几次下来,女儿也懂得了节俭。
曾外祖父在村里人缘很好,与人为善。我的父母也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读小学时,一位同学家里很穷,住茅草屋,缺衣少食。母亲知道后,就叫我把旧衣服送给他穿。我家虽然也不宽裕,但毕竟父母亲都在乡卫生院,有固定工资收入。我堂弟读书交不起学费,也是母亲给交的。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学校要给困难学生发补助,班主任将我也列入补助名单,让我填表格。母亲却劝我放弃补助,她说,比我们穷的人还很多,让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同学吧!
我的父亲曾在厦门海军某部当兵,20世纪50年代参加过炮击金门的战斗。复员时,组织上照顾他,安排他到上海轮船公司工作,但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战友,自己却回到农村。最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乡卫生院院长。这是一个新行当,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他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
60年代末,乡里一个生产队有20多人吃了死牛肉,上吐下泻,生命垂危。父亲马上组织抢救,并冒着大雨徒步到十公里外的区卫生院拿药。回来时,水已将路淹没。父亲把药扛在肩上,在齐胸深的水中艰难跋涉一天,终于把药拿回来。20多名农民兄弟得救了,但父亲却中了湿气,得了慢性肾病,直到后来发展成肾癌。
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与人为善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形成宽以待人、凡事让人三分的性格。
1991年,58岁的父亲患了肾癌,并且已是中晚期。做左肾切除手术时,我还在杭州读大二。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他有意不通知我。我是寒假回家才知道的。“这么大的事为何不告诉我?”我抱怨说。父亲却轻描淡写地笑笑:“没事没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我带父亲到杭州向一老中医求偏方。当那位老中医明确告诉他最多只能活一年半左右时,父亲很坦然,他很有信心地说,我会战胜癌症的。后来,他给一些战友写信,说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柬,但不会去“赴宴”的。
术后,他照样玩命地工作,先是继续开了几年的村卫生室,完全退休后,去村里承包荒山,种起了杨梅。虽然没赚钱,有几年还亏本,但他乐此不疲。2011年,他查出胆囊息肉,病理切片结果为“癌前病变”,我们都让他注意,他一笑了之:癌都不怕,还怕癌前病变?
2013年初,父亲检查出肌酐已经很高。在我的催促下,到医院复查。一查,吓了一跳:唯一的一个肾和膀胱都有病变。医生建议把剩下的右肾连同膀胱全部切除,父亲“舍不得”。我们也认为80岁老人不宜动大刀,就决定保守治疗。回家以后,他依然十分乐观,若无其事。“我要与癌共存,和平相处”,他说。
2014年他的肾功能彻底丧失后,就靠透析维持。母亲常劝他早考虑后事,他总是说,还早呢。依然是很平淡地过日子,朋友来看他,他就说:“我的命够本了,后面的日子都是恩赐!”
这些年节假日我回老家看他。他虽然因长期透析身体虚弱,但仍然打起精神跟我聊天,“我都好,你在北京要安心工作,为反腐败斗争多做贡献”,他经常叮嘱我。
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打算请保姆照顾母亲,快80岁的她坚决不让请,我们也只好作罢。
虽然我的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在利益面前的谦让,对工作的认真态度,面对疾病的乐观顽强,以及善良、正直、淡泊、勤俭的人生态度,都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们家。
(《中国组织人事报》4.17 元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