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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在巴金故居管理方的策划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开本《巴金译文集》，包括巴金所翻译屠格涅夫、高尔基、迦尔洵、赫尔岑、斯托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
创作和翻译犹如巴金的两翼，对其译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完整了巴金的文学图景，也可从中觅得这位百岁老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鲜明的思想轨迹。
贯穿一生的翻译事业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世代官宦大家庭，从小家境优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阅读了大量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这期间，巴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在扑面涌来的新思潮中，巴金对克鲁泡特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感触最深。他后来在《我的幼年》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了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理论家，他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译为《告青年》），节选自其作品《一个反抗者的话》，全文洋溢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奉献社会、服务劳苦大众的精神。那种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精神理念，给了少年巴金“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笔名“巴金”中的“金”，即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汉译，从处女作《灭亡》起一直沿用。
1922年，巴金就曾尝试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信号》（发表时署名“佩竿”），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继续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以及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1928年他回国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可见，巴金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早于他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是巴金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翻译的黄金期，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及其《散文诗》、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普希金的诗集《叛逆者之歌》、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等。
70多岁高龄的巴金开始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虽然因年老体衰，他只译毕前两卷（后在巴金的倡导和支持下，项星耀和臧仲伦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译本），但《往事和随想》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
用“拣来的武器”战斗
“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是巴金选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而“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则是他从事翻译的冀望与目的。他曾写道：“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写，亲眼目睹了太多旧制度镣铐下的惨剧，这让他终其一生都在厉声控诉黑暗的、压抑人性的制度。他用笔战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求索着“拣来的别人的武器”。
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爱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们熟悉的所谓“名家名著”，而是打动了他自己，能够与他气质相契合、思想相共鸣的作品。巴金的翻译作品在思想上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充满人道主义，同情底层，站在弱者一边，强调正义的力量；二是充满反抗精神，对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三是作品的基调充满热情，抒情性比较强。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太多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十九世纪文学高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保持着情感沟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
1985年，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
（《北京晚报》4.12 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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