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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4月16日 星期二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与实质

    《 文摘报 》( 2019年04月16日   06 版)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内涵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概念,表述多样,常见的有“非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去政治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从这些不同表述中,可以大致概括“去意识形态”思潮的主要表现和基本内涵。

      其一,“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美国学者提出,苏东剧变宣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全线崩溃,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适性、永恒性,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没有解释力,只有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人类的理想归宿,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

      其二,“去政治化”和“淡化政治”。这种观点提倡,要把政治因素从事物和观念中清除出去,主张脱离政治来理解、看待、评价事件和问题。“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的表现是多领域的,如在文艺领域主张文艺应当与政治“分家”“不过问政治”,只求所谓“唯美”“高雅”艺术形式,认为文艺不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教育领域则主张放弃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西方所谓“公民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

      其三,在理论旨趣上主张“价值中立”。这种观点有其哲学渊源。在英国哲学家休谟看来,正如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回答“应该怎样”,道德只能回答“应该怎样”而不能回答“是什么”。由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鸿沟,因而不能轻易进行价值评价,保持价值中立是最好的选择。这类观点对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立场,一旦泛化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必然带来错误的理解,形成与现实社会生活的错位。

      其次,还表现为意识形态“伤害论”和“无用论”,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群人统治和伤害一群人的游戏”,是思想专制工具;或认为意识形态无用,社会发展有“自生秩序”和“自在逻辑”,不需要意识形态,等等。

      综上论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兴起的,主张淡化意识形态,淡化政治,提倡价值中立,以科学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其迷惑性更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

      从国际来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同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和苏东剧变有着直接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西方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影响增大,共同催生了“去意识形态化”思潮。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西方思想界看到了社会福利、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随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出现,人们在前后反思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滑向或助长了虚无主义,进而使“去意识形态化”情绪得以扩散传播。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不力,带来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主张也使得“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有了赖以存续的土壤。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意识形态终结论”登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认知基础。

      从国内来看,客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期间的一些失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看法。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借“反思”失误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西方存在主义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包装下不断传播,把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作为“陈腐说教”,很大程度上也是否定政治、淡化意识形态。

      21世纪以来,国内维护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此消彼长,其形式更为隐蔽和多样。西方变着花样搞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层出不穷,“去意识形态化”的主张正是其中一种。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

      在本体论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一种极端虚妄的理论主张。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去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去社会主义化”或“去马克思主义化”,妖魔化意识形态和强调价值中立的背后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优越性做论证。然而,迈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是必然趋势,不是通过简单的观念批判就能够实现的。

      在认识论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其一,它认为发轫于早期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现代后工业社会,这种观点明显具有不合理性。其二,它只看到了科技创新对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却没有看到这些危机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其三,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所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主要指向是前苏联,将特殊性泛化为普遍性,片面夸大人类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进程中的某些曲折失误,无疑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

      (《前线》2019年第1期 杨增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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