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23岁孟春的仰天一啸,谱成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但聂耳只活了34个春秋。1954年,在聂耳溺水身亡的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在有了那样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激烈交锋的“二战”之后,在法理上还属于敌国的日本市民,却出于敬仰,付诸博爱,突破意识形态的壁垒,为聂耳在湘南海岸竖起一座丰碑。
去年春天,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聂耳的殒命之地——藤泽市的湘南海岸。
怎么会是湘南?——是的,它就叫湘南,而且和你脑际掠过的湖南之南有斩不断的渊源。传说是因为信奉中国湘南一带的禅宗(沩仰宗),或说是这里的地貌宛若中国湘江流域的。
1950年,藤泽市有个叫福本和夫的,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天,他从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读到新中国的国歌以及作曲者聂耳的生平介绍,他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雷霆万钧之势裹挟,为聂耳在当地的不幸溺亡扼腕,遂转请曾任藤泽市议员、也是反侵略同道的词作家叶山冬子,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译成日文,在市民中广为传播。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而日本正摇身一变为美军的马前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扬诞生于抗日烽烟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需要有巨大勇气的。
岂但如此,福本和叶山还挺身而出,公开募捐,呼吁为聂耳在溺亡的海滨竖立纪念碑——不啻是要在真理的公海耸起一座闪烁明灭的灯塔。
光天化日,大张旗鼓。
民众热烈响应。
他们,自然爱日本。他们,自然也爱聂耳。爱聂耳就等于爱……我知道总有人接下去将如何类推。爱,或者不爱,或者半爱半不爱,或者又爱又不爱,这种粗略的判断存在风险,很多风险都是由简单类比带来的。在此,我们只要认定,这就是藤泽市民众的拳拳盛意,这就是驳杂而又纯粹的人性剪影。
1954年,即朝战结束次年,纪念碑顺利落成,地址选在鹄沼海滨公园,就在离聂耳溺亡处不远的引地川河口西侧。鉴于当时中日还未恢复邦交,我国派出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前往主持揭幕仪式。
碑文作者是秋田雨雀,书写者为丰道春海:
记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突然消逝于茫茫波涛,成了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中国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他的力作。
附耳过来,至今犹可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这里是聂耳的终焉之地。
一九五四年十月秋田雨雀撰丰道春海书
1958年,一场鲁莽的飓风袭击鹄沼海岸,冒失的海潮冲坏了纪念碑。
1963年,藤泽市成立“聂耳纪念碑保存会”。
1965年,藤泽市议会决定重为聂耳立碑。保存会出面募集捐款,数月间,募得日币400余万元(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初薪为每月21600日元,此款相当于185个新毕业大学生的月薪——笔者),遂于当年9月再度立石分土。
新碑坐落在引地川河口东侧的湘南海岸公园,置于更加宽阔坚固的台座上。两边各添一块碑石,一块立着的,刻着叶山冬子的儿子、时任藤泽市市长叶山峻书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一块卧着的,刻着郭沫若的题字“聂耳终焉之地”。
1981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藤泽与聂耳的家乡云南昆明结为友好城市。
1985年,适逢聂耳遇难50周年,湘南海岸公园的这一隅扩建为聂耳纪念广场。
2011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广场西侧立碑勒铭,上书:“一曲报国惊四海 两地架桥惠万民”。
如今,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民众都会来此举行公祭,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音乐家聂耳。
(《解放日报》3.28 卞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