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彩

    景德镇在春节有一个“叫彩”的习俗。所谓“叫彩”，就是从三十晚上到元宵节之间，别人上你家讲吉利话，或你上别人家讲吉利话。上门叫彩的人越多，就预示着这一年越吉利。所以一般人家，都喜欢有人上门叫彩。人家叫了彩，你还得准备个红包打发，钱多钱少不要紧，因为你已经得了彩头。

    叫彩有两种，一种是亲戚、朋友带着小孩上门。大人不好意思说话，多半由小孩讲，带有点儿玩笑性质。1950年春节的叫彩，让我至今难忘。

    三十晚上吃过团年饭，母亲叫我和云弟去方家弄叫彩。天已黑，我一手提了个枣红色的小灯笼，一手牵着云弟出了门。到了方家弄，上了台阶，跨进门槛，我就大声地叫了起来：“伯伯、大妈（伯母），恭喜发财！哥哥姐姐，好运到来！”伯伯、大妈赶快出门迎接，接过我手中的灯笼。看到大哥大嫂，我马上又大声对着大嫂叫：“保佑嫂嫂生个崽！”大哥和大嫂那时已经生了个女儿叫“敬如”，刚会说话，很招人喜爱。看见大人们笑，我们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伯伯拿出了红包，我、云弟、婷妹一人一个。母亲此时也带了红包来，没参加工作的哥哥、姐姐、妹妹们都有一份，小敬如同样有一份。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饭，大嫂抱着小敬如来到我们家，走到门口便将小敬如放下，只见小敬如扶着大门一脚跨过门槛，踉踉跄跄地走进来，看到我的母亲便说：“叔婆发财。”我想是嫂嫂早已教好了的。她又走到我面前，大嫂教她说“四姑娘”她也说“四姑娘——”，将“娘”字拖得很长；大嫂说“真漂亮”，“真漂亮——”这个“亮”字念不清，念成了“样”字的音；大嫂说“学习好”，她跟着说“学习好——”；大嫂说“身体棒”，“身体棒——”她将“身”字念成了“心”字的音。

    谁会想到春节过后，两个月不到，小敬如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以致抽搐，还未送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当时还不满两岁……小敬如叫了我的彩，却没有叫到自己的彩。多少年来，她那天真可爱“咯咯”笑的身影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几年后大嫂随大哥去了湖南，20世纪60年代，因疾病无治，竟抛下4个孩子，客死他乡。

    还有一种叫彩是乞丐上门，这多是女的。她们拿着一根莲花落，边打莲花落边唱，唱的也是吉利话，唱完后要钱，这纯粹是讨钱。莲花落打起来很漂亮，唱起来好听。莲花落是用一根一米左右长的细竹子，留住竹节，每节两边挖通一半，镶嵌几组铜钱，一根莲花落有十几组铜钱。莲花落一打起来，铜钱有节奏地响，伴着音乐的节拍，唱的人载歌载舞。

    我们搬到湖北书院的第一个春节，就常有人上门打莲花落叫彩，其中有一个女孩，十四五岁，一进门我就认出她曾到方家弄打过莲花落叫彩。她边打边唱：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喜盈盈。今天我打莲花落，来年有个好收成。一闹全家都安康，多子多福富贵长。

    她的声音很好听，莲花落也打得很活。打完后，母亲塞给她一个红包，她拿在手里捏了捏，放进衣袋。母亲又捧了一捧糖，她放进带来的布袋中，说了声“谢谢”，便拿着莲花落到别家去了。

    进小学后，我常与同学到河边玩，河岸上有几只破船，里面都住了人。有一次，我发现了打莲花落的女孩正在船篷上晒衣服，我走过去问她：“你还打莲花落吗？”她看看我，没有回答。“你的莲花落打得真好！”她又看看我。“你教我好吗？”我说。“你不能学。”她终于说话了。“为什么？”她又不理我。我站在她身边没走，她晾完衣裳，将木桶放到船上。船里黑黑的，只见一个老女人躺在里面，上面盖的被子，像是一堆破布，乱糟糟的。“能教我吗？”我还是执着地等她回答。“这是讨饭的！”她突然大声地对我吼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只好失望地走开。

    第二年她又来了，第三年她没来，河岸上的几只烂篷船也不见了，那是1951年。不知她搬到哪儿去了，此后再没听过她打莲花落叫彩了。

    （《活路》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 赖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