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先生的回信

    读大学时，有位老师教导说：不要研究别人，要让别人研究你。意思是说，不要弄评论，而要搞创作。对此我心悦诚服。但毕业须有一篇论文，最初我想写托尔斯泰，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知难而退，转而决定写《汪曾祺论》。

    因为我极爱汪曾祺的小说。1980年年底，在《北京文艺》读到一篇名为《受戒》的小说，作者是从未听说过的“汪曾祺”。这篇小说令我非常激动。除了喜欢，还有取巧的想法：他的作品不多，有关他的评论也不过七八篇，做论文时，看资料这条就省心多了。资料少，也是困难，只好冒昧给汪曾祺写信，冒昧请《北京文艺》转交。

    作为一名四年级大学生，我在信中说了一些大话：

    “您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认为中国批评界对您注意很不够。”

    “您的作品……将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开山。也就是说，您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性必将在当代文学中占有可靠的地位并产生巨大影响。”“您这一派和其他派最大的区别在于：跳出政治概念化的圈子，彻底返回生活，从生活这一角度又重新反映了政治和时代。”

    “您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人性的。”

    “我认为，现有的评论您的作品的文章大都用静止的眼光就作品论作品的方式来评论，故不能令人满意。我想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把您同过去和当代作品做以比较，指出其地位和前景——顺便说一句，中国的评论界多年来存在这一缺陷，故该肯定的不敢肯定，该否定的未能否定，眼光显得短浅。”

    不久，居然得到了汪曾祺的亲笔回信：

    “你对我的作品推崇过甚，愧不敢当。不过你所用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一个作者，我是赞成的。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称，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一般评论家不是不知道这种方法，但是他们缺乏胆识。他们不敢对活人进行论断，甚至对死人也不敢直言。只有等某个领导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才找到保险系数最大的口径，在此口径中‘做文章’。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

    “你的论文，我提不出建议，只是希望写得客观一些，准确一些，而且要留有余地（如拟发表，尤其不能说得过头）。”

    “预祝你写出一篇出色的，漂亮的，有才华的论文！”

    “你也姓汪，这很好。我大概还有一点宗族观念。不过，你的论文如发表，会让人以为同姓人捧场，则殊为不利也！一笑。”

    信中还说，他有一本小说集快出来了，到时寄给我，以便我写论文时参考。

    信写在“北京文艺稿纸”上，钢笔字，字体老辣流畅，一丝不苟而又风流倜傥；内容热情诚恳，又有些矜持。

    我的论文用了四个月时间方做完。寄去，他无异议；交上，老师满意。学校将其编入《优秀毕业论文选》，《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留下准备发表。他的赠书是在我们即将毕业离校之际才收到的，这就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前衬页上有汪先生的毛笔字：“赠汪家明同志，曾祺，八二年七月。”

    （《文汇报》4.6 汪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