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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外交部新闻司打来的电话，说美国新上任的乔治·布什总统即将对我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计划中，有一项活动是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同时向全世界现场直播），采访的地点已确定在中央电视台。能否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其实是对我们台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一次检验。
一
我们所拥有的准备时间只有两三天，而面临的又几乎都是些尖端问题。为了快速、准确、高效地解决问题，也为了便于集中指挥，我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领导小组，除了亲自担任组长外，成员中还吸收了有丰富外事经验的外事处长徐创成和国际电视服务公司总经理郭宝祥。接下来，我迅速对全台各部、处的负责同志进行动员，除了反复强调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外，我还对简化接待领导小组的这一做法和意图进行了必要的解释。我会同外交部有关同志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洛德，以及美方先遣队的新闻官员、技术专家们研究修改实施方案，最后我们达成共识，一致确认了“现场采访5分钟，总统从下车进台到离台上车总计15分钟”的计划原则。
由于采访时间太短，我们考虑记者如以中文提问，再通过译员翻译，则势必会造成节奏的拖沓和时间的延长。因此，我们商定并经部领导批准，确定用英语采访，重播时再译成中文。我们选定台内英语播音员党兵同志担任采访记者，她接受了这个任务后，立即全身心投入演练。
我想，布什总统来电视台之前是在大会堂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对于一位年届七旬的人来说，那无疑是一个疲劳的过程，而紧接着他到我们这里是要出镜头的，那么到时他是不是需要化一下妆呢？我凭经验与直觉感到这也应该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便立即与美方联系，他们说不需要了。然而我又想了想，觉得宁愿备而不用也不能有什么疏漏，于是我还是通知了台里最有经验的化妆师徐晶以及她的助手邵京京，让她们到时带上化妆品在现场附近待命。
二
2月26日是星期天。我早早来到台里，做最后的检查和准备。
已经是傍晚5点多钟了，我们所有参加接待工作的中美双方人员都站在方楼前厅等待着大会堂发出车队出发的报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已经过了预定出发时间，然而报话机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已向世界各国预报了这次采访的直播时间，如果延误，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报话机仍然沉默着，空气都仿佛凝结了。大家不时地看腕上的手表。我感觉到心头好像有什么重物慢慢压下来。
突然，一个急促的声音从联络官手中的无线对讲器里传出：“总统已登车去电视台！”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我看了看表，比预定时间超出6分钟，在场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紧张和激动。突然，我似乎听到一声轻微而稍显异样的声音，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糟了！我身上那件新礼服唯一的扣子掉到地上。我急忙俯身去拾，对讲器里又传出“车队已到西单”的报告。二月的黄昏虽然很冷，可我头上猛然冒出一层冷汗，心跳也明显加快了。怎么办？再换衣服肯定来不及了。我环顾四周，所有的目光都向我投射过来。我暗暗提醒自己，不要慌，不要慌，倏忽间，我情急智生，立即让保卫人员用对讲器按台内频道呼：“台长衣服扣子掉了，谁有针线立刻送到大门口来。”第一遍呼叫就有了回音，有人快速跑来送上针线，这真好比雪中送炭，我顾不上感谢，飞针走线几下子就把扣子钉好了，当时根本来不及打结和断线，就那样连针带线地别到衣服里面。而几乎是在同时，大门外一片红灯闪烁，插着两国国旗的庞大国宾车队转瞬间就涌进电视台大院。
三
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我引导着我的客人直奔演播室。当他在沙发上坐下时，我告诉他我们备有最好的化妆师，问他是否需要梳理一下头发，用一点淡妆，他欣然同意。徐晶和邵京京应声从里屋出来，她们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使这位特殊的“演员”改变了形象。现在看上去，布什总统显得容光焕发。
一切准备就绪。举止文雅的党兵坐到采访对象面前，总统一点头，中英文片头即刻切出。18点整，全世界都看到了在北京CCTV演播室里进行的这场不同寻常的采访。
直播结束了，布什总统一再对能在这里接受采访表示满意，并对我们周到的安排以及处理意外情况的能力表示赞许。谈笑中，我将一套播出带以及总统进入CCTV的活动素材带赠予布什总统，他惊喜地接过这一非常的礼物并回赠了一支刻有他签名的书写用笔。
那次活动之后，我又重新投入到日常繁忙的工作中去。
有一天，台办秘书送来一封寄自美国的信函，我随手打开，里面竟是布什总统亲笔签名的感谢信，以及一张那天我们在一起的工作照片。看着照片上每一个人生动的面庞，我忽然感到自己似乎又回到那个紧张而又充满戏剧性的星期天……我踱到窗前，望着下面的一片绿荫，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可笑的念头，以后再遇到这样重大的外事活动，可千万不要忘记检查一下你的衣服扣子是不是钉得牢靠啊！
（黄惠群 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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