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坚定地表明了新中国的决心,也对如火如荼的治淮“战场”是极大的鼓励。事实证明,只有新中国,才有可能彻底根治淮河水患,实现淮河的安澜。
——编者
■常河
驾车行驶在中国的版图上,自北向南,安徽省蚌埠淮河大桥北侧,一块大型广告牌醒目地告诉你“中国南方欢迎您”。南侧,另一块牌子温馨提醒“中国北方欢迎您”。淮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南北自然和文化分界线。
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南决,从此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淤积使淮河入海出路受阻。
下游河床不断抬高,很多支流不能入淮,无数支流与湖泊淤积废弃,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奇特地形,每当暴雨集中的汛期,沿淮一片汪洋。仅从16世纪至1948年的450年中,淮河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旱灾59次。
淮河流域成为世界闻名的重灾区,唱着花鼓乞讨的淮河灾民遍布全国。淮河安澜,成了这片面积27万平方公里、耕地2亿亩、1.5亿人口的共同期盼。
毛主席的四次批示
历朝历代封建王朝虽然也对淮河进行过局部治理,但都无济于事。真正下决心根治淮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1950年夏,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地区突降大暴雨,暴雨持续了半个多月,在淮北地区引发了大洪水。刚刚获得解放不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淮北农民的房屋被冲毁,大片土地被淹,仅河南和安徽两地受灾耕地就达4000余亩,受灾群众1300多万人。
中共安徽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
当时,新生的共和国领导人正在精心领导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指导新区进行土改,同时还密切关注着已经爆发了战争的朝鲜局势。7月2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当他读到报告中写的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这些文字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在“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这段话的下面,画上了横线。
毛主席把这份报告批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尽快邀集有关人员讨论淮河水灾的防救和导淮问题。
第二天,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一方面了解灾区情况,另一方面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请曾希圣考虑根治淮河的办法,同时告诉曾希圣,政务院也要组织水利专家,研究、制订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并且组织各方面力量,尽快实施。接着,周恩来与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等一起,召集水利专家和财政、物资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制订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计划的轮廓,很快就形成了。
8月5日,毛泽东主席又在另外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上写下了批语,“导淮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尽管这份批示采用的是商量的口气,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毛泽东急切的心情。
周恩来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紧急开会,初步确定在本已紧缺的物资中,调配出治淮物资;在本已紧张的财政中,挤出治淮资金。并拟定了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的原则。
1950年8月31日,毛泽东阅读了最后一份关于治淮的材料——华东军政委员会1950年8月28日向周恩来转报的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电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一切工作必须以治淮为中心。为此,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9月12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召开的治淮会议结束。会议提出,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落实毛主席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同时确定了治淮的基本方针“蓄泄兼筹”,并制订了治理淮河各方面协同的计划和治淮步骤。
淮河治理进入了倒计时。
9月16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写给华东局和中央的报告中说:安徽省民众特别是皖北地区的灾民,积极拥护中央关于治淮的决定,各项治淮的准备工作,正抓紧进行之中,争取早日勘测,早日开工。曾希圣在报告中还提出,为了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于9月21日批转给周恩来。他在报告上批示:“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1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千军万马上淮河
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省蚌埠市正式成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并在蚌埠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1950年冬季,在各地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有80万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他们在淮河两岸搭起了帐篷和其他简易房屋,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投入到火热的治淮劳动中去。仅仅用了80多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1951年春种之后,治淮工地又集中了数十万民工,投入到第二阶段的治淮工程中去。当时,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民工之间还展开了劳动竞赛。当地驻军也投入到了治淮劳动中去。
满目疮痍的淮河两岸,突然焕发了勃勃生机。
“1950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那时,我才27岁。许多同志为我担心:‘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当部长呢?可要好好留心啊!’”此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全国。她调任水利部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问她:“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许多年后,这个当年的黄毛丫头成为新中国任期最长的水利部长,她叫钱正英。
淮委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兼任淮委主任,钱正英兼任淮委工程部副部长。钱正英回忆说,“我们听到传达,说毛主席讲在淮河流域一带,历来是农民起义的地方,也出了很多皇帝,如刘邦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朱元璋是凤阳人。为什么会有农民起义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地方特别穷,灾害特别多,在灾荒饥饿之下,农民就要起来搞起义。”
因此,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抗美援朝和治淮,是中央几乎同时定下来的两个重大决策。
“1950年上半年的一天上午,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召开一次大会,欢送汪胡桢教授参加治淮的大会。”那时,陈国才还是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正是受到汪胡桢教授在欢送会上讲话的感染,当年毕业后,陈国才立刻奔赴了治淮工地。“后来不仅我们土木系毕业班大部分同学参加治淮,而且我们下一班、再下一班的同学,也纷纷参加治淮。”
“今年,周总理又亲自给我写信,要我参加治淮。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这样信任关怀,我还有什么可以推辞拒绝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岂有不希望自己祖国繁荣昌盛呢?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岂有不希望治淮,使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呢!”这是汪胡桢教授在那次欢送会上的讲话。
两个月前,汪胡桢才把儿子送去抗美援朝前线,这一次,他把自己送上了治淮前线。
汪胡桢先是任淮委工程部部长,那份后来成为淮河治理总体规划的《治淮方略》,正是他和钱正英、王祖烈等人制订的。在曾山的带领下,汪胡桢和钱正英专程赶往北京,当面向周恩来汇报《治淮方略》。
之后不久,汪胡桢便开进了大别山,负责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的勘测设计。
“我对着地图从霍山以南的佛子岭,一直指到洪泽湖畔的三河闸,向大家宣布:这就是我们初期‘作战’的区域,佛子岭是我师的‘主阵地’。”后来和汪胡桢在佛子岭共事多年的马长炎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有着军人般的火热激情。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0师师长马长炎正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开往抗美援朝战场,忽然接到命令:转入地方从事经济建设。这就是威震佛子岭工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一师”。
1952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八师师长朱国华也和马长炎一样,率领部队就地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二师。”他们的“主阵地”是河南的薄山水库和南湾水库。
一轮红日照淮河,也照耀着淮河治理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千万建设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把青春献给了治淮工地,更多的人一直奋战在中国的水利战线上,成为新中国不会忘记的建设者。
一份题词和四面锦旗
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坚定地表明了新中国的决心,也对如火如荼的治淮“战场”是极大的鼓励。
毛泽东主席一直关注着治淮工程。每每看到从治淮工地上传来的一份份捷报,他都十分高兴。他决定组织一个中央治淮视察团,检查治淮计划的落实情况,同时鼓舞治淮大军的士气。
1951年5月,中央治淮视察团组成。参加这个视察团的,不仅有中共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水利专家,以及一些水患严重地区的代表。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团长。行前,毛泽东会见了邵力子,向他了解组团的情况,着重谈了视察中要了解的情况和需要详细询问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对邵力子说,他要给治淮题词,并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个题词制成四面锦旗,由邵力子代表中央视察团把这四面锦旗分送给在治淮前线的治淮委员会及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
这个题词,就是至今在淮河沿岸很多地方都镌刻着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在毛主席题词的强烈感召下,一大批青年学子、工程界的精英和解放军官兵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治淮洪流中。
到1957年冬季,治淮工程基本完成。在这八个年头里,河南、淮北、苏北共投入民工几百万人,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修建堤防4600多公里,提高了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下游的防洪泄洪能力。
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新中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建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