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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年前,1279年的3月19日,在今天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箭矢呼啸,大海燃烧,一场古代罕见规模的海战已近尾声。当凶悍的元军执刀跳过来,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见回天无力,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毅然投海,绝望中的十多万宋朝军民亦相继跳海……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宋朝,就此悲壮谢幕。
在元军战船上,此前被俘的文天祥痛苦地目睹了这一切。4年后,经历了艰难的意志考验,始终不屈的文天祥在元大都（今天的北京）英勇就义。
“拯救大明于水火”的于谦
文天祥死后115年,杭州府钱塘县,一个叫于仁的中年男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位衣着华丽的神仙,告诉他:“我为大宋奔走,却不能救大宋于水火,实在遗憾。我现在看到大明再过几十年,有亡国之忧,我不忍心我华夏民族再遭遇劫难,因此打算投胎来,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以待他日拯救大明于水火。”这位神仙,很清楚地告诉于仁:他是文天祥。于仁吓坏了,赶快逊谢说,不敢当,但神仙转眼就不见了。
于仁从梦中惊醒后,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他的儿子诞生了。于仁给孩子起名叫“谦”,就是“以志梦中逊谢之意”。这个故事,见于《先忠肃公年谱》,于谦后人所撰。
这个于谦,是在危险时刻扮演“关键先生”、堪称明朝“一代完人”的于谦。
于谦绝对是文天祥的真粉丝,史载,于谦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就像供奉自己于家的祖先一样,甚至比供奉自家的祖先还要虔诚。
于谦被后人崇拜的,是他在“土木堡之变”后,挺身而出,拯救了大明王朝。“土木堡之变”,发生在距今570年的1449年,当时一个既嚣张且愚昧的太监王振,忽悠皇帝亲征去塞外打仗,行军路线屡变,士兵疲惫不堪,结果被瓦剌（蒙古一部）乘机在土木堡（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包围,明军仓促应战,一败涂地。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窝囊的一仗,20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66位大臣（都是精英啊）战死,明英宗朱祁镇当了俘虏。这也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
明军溃败的消息传来,京城惊恐,似乎末日来临。一面是挟胜而来的瓦剌骁勇骑兵,士气正旺,以为北京唾手可得；一面是留守京城的残余老弱士卒,惶恐不安,不知京城何日沦陷。实力貌似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怎么办?有人建议迁都,但时任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作为兵部尚书的部长已在土木堡殉难）的于谦站出来,说:不可!他精心组织北京的防御,并亲自披甲出战,在城下击败了瓦剌大军,确实如他父亲梦中所闻,“拯救大明于水火!”
北京保卫战胜利8年之后,1457年2月16日,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于谦被冤杀。《明史》评价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托梦而生”的史可法
无独有偶,于谦死后144年,在开封府祥符县（今天的河南开封市祥符区双龙巷）,一个男婴诞生了,此前,他的母亲梦见文天祥来到她的屋里而受孕怀胎（见《明史·史可法传》:“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可法”之名,即效法文天祥。
“托梦而生”,自然也有演绎成分,但无疑寄托着父母对他的期许。跟于谦的时代不一样,史可法出生时,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亟须力挽狂澜之人。
1645年5月20日,在清军红衣大炮的轰击下,扬州城破,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平静地迎来了死亡,时年44岁。当时清军围城已久,明军分崩离析。清军多次劝降,史可法坚拒,殉难后,在乱军中连遗体都没找到……他一生崇拜文天祥,如果学习自己的偶像,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愿意吗?史可法,关键时刻,没做一个口是心非之人。
史可法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在明末清初、山崩地裂之际,史可法不是一个人在坚持,而是有一个舍生取义的群体,其中很多人,均以文天祥为榜样。
傅冠,崇祯、隆武两朝的大学士,清军打来时,他已被弹劾致仕在家,因不愿投降,藏身于福建邵武一门生家,却被门生出卖,献给清军。清军将领很恭敬,劝降,坚决不从；再劝他先剃发,坚决不从。清军大怒,此刻站在死亡面前的傅冠,说出了一段话,至今仍荡气回肠:
“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乡先进也。吾乡无叩头宰相,但有断头宰相耳!”
文文山,即文天祥（号“文山”）。傅冠跟文天祥一样,都是江西人。
崇拜英雄的民族
1935年,日寇即将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先后从英国和德国进口鱼雷快艇13艘,组建为四个中队,分别命名为“文天祥中队”“史可法中队”“岳飞中队”和“颜杲卿中队”。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上将在抗日前线殉国后,忠骸运回重庆北碚,安葬于雨台山麓。墓茔依山而建,冯玉祥亲题隶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墓碑,并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
读到这些故事,感慨万分:中国人对英雄的崇拜,如一条无形而又坚韧的长线,贯穿于历史之中,正是破解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历经劫难而延续数千年的密码。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充满希望。
（《新华每日电讯》3.22 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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