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从小在台湾随父母看国剧,当时的国剧,大都隶属军中剧团,每逢节日,都有一些演出,供民众欣赏。记忆中,常常演出的戏目有一出《四郎探母》。看到杨四郎跪在地上,叩拜母亲,口中唱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我母亲竟然也从皮包中找手帕拭泪。
真正教会我看懂《四郎探母》的,是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些军中的老士官们。我服兵役的时候在凤山,担任“陆军官校”的历史教官,住在“陆军官校”里,帮忙整理校史。在残破不全的资料里看到一个军事学校背后隐藏的巨大历史的悲剧。二十几岁,甚至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子,与家人告别,在战争中死去,我要在校史上为他们立传。长官指示我,在他们临终捐躯时,要强调他们高呼:黄埔精神不朽……
我在撰写他们的故事时,常常觉得历史的虚伪。疲倦而沮丧的时候,走到校园里,碰到一些老士官,他们站起来,“少尉好!”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我觉得有些不安,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忽然听到他们身边的收音机唱着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心中一惊。于是,我在整理黄埔军校的校史的同时,开始和这些在各个角落听《四郎探母》的老兵们做朋友,听他们的故事。
一个叫杨天玉的老兵,山东人,1949年,山东乡下连年兵灾人祸,家里已经没饭吃了。他的母亲打了一捆柴,要天玉扛着到青岛城里去卖,那一年他16岁。扛着柴走了几天,走到青岛,正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撤退,他说:“糊里糊涂就跟军队到了台湾。”
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兵,四川人,第一次认识他,我看他的名字,他笑了说:“少尉,名字不重要。”后来熟了,才知道他兵籍号码牌上的名字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说:“打仗啊,到处乱抓兵,军队都有一本兵籍簿,按着兵籍簿的名字发晌发粮发衣服弹药,要是有一个兵逃跑了,就抓另外一个人来顶替。”这个姓张的四川人,逃了很多次兵,又被抓去做另一个逃兵的顶替者,他于是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调皮,总是说:“名字啊,不重要,杨四郎,杨延辉,不是也改了名,叫木易吗?”
许多有关《四郎探母》的细节,我是透过这些在战乱中活下来的老兵读懂了的。以后为了历史的癖好,去《宋史》中找杨业的传,《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非常简略,这个五代时属于北汉的将领,在宋代统一之后,归于宋王朝,在雍熙年间,第十世纪的初期,因为战役,全军覆没,《宋史》上除了继承杨业边地军功的儿子杨延昭(六郎)之外,并没有涉及其他子嗣的记录。因此,我们可以说,杨家将是从宋代以后,依据《宋史·杨业传》的小引子,引发出了一套体系庞大的家族悲剧史。这一套民间口述历史,随着不同的时代,以附加了当时社会不同的政治禁忌或政策,使杨家将的戏剧一再丰富,成为足以反映民间心事的伟大创作。
关于杨家将中《四郎探母》这一部分的架构,可以看到隐藏着一种胡、汉矛盾的基础原型。杨四郎代表了汉族,在与辽邦(胡)的冲突中,全家惨死。杨四郎在传统殉国的概念中成为苟且偷生的背叛者,他改名木易,娶了辽的铁镜公主为妻,夫妻和睦相处,生了孩子,十五年,唯一的遗憾,似乎只是思念母亲。
把“忠”的概念移为“孝”的真情,《四郎探母》最初的动机其实已经违反了原来传统中“移孝作忠”的大正统,这出戏在清代产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清朝入关,努力调和胡汉的对立。铁镜公主体谅四郎思念母亲之情,也信任四郎一夜之间即刻回来的信诺。一切的行为只在一种对人与人深情相待的信诺。所以铁镜公主偷盗了令箭,帮助四郎出边境回家探母。
1970年,我从法国回来,常去当时中华路的“国艺中心”看戏,看的仍然是《四郎探母》,台下仍然是已经年迈的老兵频频拭泪。台上杨四郎的戏词,他们每句都会,跟着唱。学生们讨厌老兵,嫌他们看戏没有礼貌,台上一唱,台下也跟着唱。我心里知道,他们已真正是现实中孤独悲苦、无家可归的杨四郎,只是学生年轻,不知沧桑。
后来有一阵子,《四郎探母》忽然被禁演了。不多久,又解禁了,甚至加上《新四郎探母》这样的名字。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杨四郎忽然从袖中拿出一卷东西递给母亲说:“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
我看了大笑,在人被政治扭曲的现实中,杨四郎必须是埋伏的情报员,因此,一出惊天地动鬼神的戏,忽然使人对杨四郎产生了空前的反感。杨四郎如果是为通报敌情而回营探母,他对母亲无深情,对铁镜公主也无深情,杨四郎就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伪者,他不会在这个舞台上受人认同。我看到一些刚揉完眼睛的老兵,忽然离座,他们的杨四郎已经被政治污染了。
《四郎探母》其实是一出反战的戏,它以人的深情对抗战争、政治的残酷。四郎要见母亲,是真情;四郎恨辽国,是真情;四郎爱铁镜公主,也是真情;四郎回家,见到元配妻子孟夫人,满是愧疚,也是真情;杨四郎所有的真情纠结成他现世的矛盾,成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
(选载四)
(《蒋勋散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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