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因为懒惰吗

    有一次，在我扶贫的河边村里，一个北京来的朋友看到村里很多公共空间的脏乱差，随口说了句，“他们穷还是因为懒啊！”我笑了笑，说：“我在北京看到很多至少是中产阶层集中居住的家属楼，楼道也是脏乱差，你说他们也很懒吗？”

    我在河边村的工作中，发现组织集体义务劳动有一个难题——只要有人不来，很多人也会说“他们不来，下次我也不来了”。反过来想，城市如果没有市政服务，每天社区的人都去每家每户找人搞卫生，一次可以，经常做可能吗？很显然，城里干净是因为有市政，不是因为城里人天生勤快。那么，城市有市政，为什么村里不能有“村政”？

    河边村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村民很少出远门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我看到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点就出去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村人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他们习惯将挣来的钱称为“找来的”“苦来的”，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换取到了低廉的报酬，也要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

    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的日常支出，使其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

    《贫困文化》中指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很多人将这一研究观点简单移植到贫困的研究中，一般化地将贫困视为穷人个体和文化的责任，认为贫困是因为穷人天生懒惰、愚昧。“等靠要”几乎成了主流批评穷人的话语。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个体的失败，个人的努力无疑是获得财富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条件。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理论也同时弱化了我们追求一个平等社会所应肩负的神圣责任，转移了我们推动制度变革的注意力。

    大规模脱贫攻坚的成就恰恰说明了消除制度性因素在减贫中的作用。针对贫困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三保障”就是从制度上消除贫困的具体案例。而脱贫攻坚，难也恰恰难在如何继续推进制度的变革，从而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

    （本文作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南都观察家微信公众号 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