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话

    ■聂震宁

    梦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桂耀华在长乐中学上初三时，我们住在同一学生集体宿舍，他半夜不知怎么懵懵懂懂但又字正腔圆地喊了一句梦话：“国军来啦！”有同学听到了，第二天报告学校，立刻就成了阶级斗争惊心动魄的典型事例。桂耀华是地主的儿子，地主的儿子做梦还在欢呼“国军来啦”，真正是梦想复辟变天啊！桂耀华因此被开除了学籍。这样的故事，而今说起来简直是笑话，可这绝对是二十五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事。

    我也有说梦话的毛病，桂耀华的下场不免令我暗暗害怕。经常，早晨起床，便有同学大声告诉我：“昨晚上你做梦唱歌！”或者是：“昨晚上你做梦念俄语！”而我自己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夜里曾经做过唱歌、念俄语之类的梦。根据我的自我观察以及与一些同病者的体验交流，可以肯定地说，做梦与说梦话往往不是一回事。那时候我在宿舍里向嘲笑我的同学们申诉这一真情，他们就是不相信。后来，我索性借故家里要我搬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总可以随便说梦话了罢。

    其实不然。我和妻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就是为了说梦话的缘故，因为有个夜晚我说梦话时叫了一句：“桂花，我爱你！”我们的新婚蜜月立刻提前结束。妻当即急忙把我摇醒，气咻咻地问我桂花是谁？我说什么桂花，昏沉沉又要睡去。她紧追不舍地又连连摇我，委屈而又讥诮地说：“桂花把你甩啦？”我忽然就清醒过来了，连忙问她怎么回事。我一急，妻便有点得意，狡黠地冷笑道：“梦见桂花啦？”我浑身一热，明白梦话坏事了，烦躁而又难堪，说梦话怎么能当真呢，我想同她谈谈梦话现象研究的一些心得。谁知她倏地坐起来，俯视着我，成居高临下之势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不承认？”我百般无奈，只是一连声地辩白此“夜有所梦”绝非夜有所梦话。妻哪里听得进去，她急溜溜醋溜溜地说：“别装了，梦话已经招供了，你说你爱桂花，那又何必跟我结婚。你这骗子！”我一面急着指天发誓，一面紧急搜肠刮肚回忆曾经有过接触的所有女性的名字，始终没想起桂花乃何许人也。我还在那里寻寻觅觅，妻却哭了，凄凄惨惨戚戚。那一夜，当然不可能将息了，我只是怎一个愁字了得！

    也有人从梦话里捞到过好处。

    倪亚光是上海知识青年，这小子是我们公认的小滑头，他是从来不说梦话的。可是，1974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县委下来两位同志物色招生对象，倪亚光忽然就说起梦话来了。后来我才听说，招办那两位干部，居然也有听人说梦话的怪癖，他们认为那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当时，他们就听到了倪亚光的梦话，却连声是：“不走不走就是不走！农村是我的家……扎根……”那两个赶紧摇醒他，问他怎么啦。倪亚光便激动地叙述起来，当然是很合格的扎根派语言了。父母要他回上海他竟然以死来抗争，于是他很简单地就上了大学，而且是复旦大学。

    梦话给我带来的大都是晦气。

    有消息说要提拔我为副局长。我很激动，暗暗激动。将近不惑之年了，胜利来之不易，不能有一点闪失。

    提拔我的迹象愈来愈明显。县里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要带我去地区出席普教工作会议。按说应当是副局长去的。当我得知确实是各县副县长和教育局副局长的会议之后，我浑身舒服极了，真想笑一笑。我立刻提醒自己，要做最后笑的人，尤其是在提拔这类问题上。

    我和李副县长就住进了地区招待所。

    我们住的是带卫生间的双人房间。“你怕打呼噜吗？”李副县长问我，接着就大咧咧地说，“我的呼噜还是很有水平的哟。在大学时同学们说我是额窦共鸣。哈哈！”他大笑了几声。一副宽边变色近视镜挡不住那张微黑的宽脸透出来的豪爽气。

    “不要紧不要紧。”我慌忙答道。

    他眼睛忽然一亮。想起了什么，说：“对了，你爱说梦话，听你们张局长说过你的笑话。”——我为此将永远不能原谅我的妻——“我们正好配对，我打呼噜，你说梦话，说说唱唱，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他粗喉大嗓地说道。

    我已经听不进李副县长的玩笑了。我得解释关于“桂花”的梦话。我提拔在即，一个钱财，一个女人，这两档子事最影响一般小公务员的晋升提拔的。我烧着脸，惴惴不安地对副县长解释道：

    “其实，根本就没有桂花这个人，我老婆她……”

    “不要解释不要解释，越解释越不清楚。我就从来不解释什么事。”

    “可是，不过……”

    我还没说完，李副县长就已经进了卫生间，哗哗地冲凉了。一边冲，一边大声嚷道：“好舒服！等一下你也来冲一冲吧！”

    他活得好洒脱。

    我暂时是没法洒脱的。同主管我的且即将提拔我的上司同寝一室，不仅不能洒脱，反而要加倍小心才是。梦话，尤其是容易引起误会的梦话，特别是容易伤害他人的梦话，有关道德品质的梦话，关系到政治态度的梦话，断然是不能说的。可是我怎么能保证不会说这样的梦话呢！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压迫着我，我哪里还能安睡。于是彻夜都在听副县长大人抑扬顿挫的呼噜声，我想他怎么能如此地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呢！不过，说他旁若无人也未必，有两次我一翻身，他就停了呼噜，问我是不是睡不着。他的睡眠看来还是蛮醒觉的，梦话是万万不能说的了。

    三天的会议，连续三个不眠之夜。在镜子里我发现自己熬脱了形，眼圈发黑，泪囊浮肿，两眼失神。我叹了口气，赶紧又冲着镜子里的我咬了咬牙，算是互相鼓励一番。马上就要散会了。我主张乘夜车返回，就是说，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李副县长已经不太爱跟我说话了。他经常皱着眉头考虑问题；有时又很尖利地看我一眼，看得我有体无完肤之感。我越发谨言慎行了。

    李副县长的呼噜也少了，看来他也睡得不太深沉。有时我感觉到他也在睁着眼睛等待天亮，因为那呼吸声的节奏是被控制着的。

    既然副县长醒着，我就更不能说梦话了。我甚至疑心他存心要听听我的梦话。我几次想起了倪亚光梦话中举的故事。当然，那种事太可耻，我是不干的。

    登上返程的火车，李副县长微笑着问我：“好像你连接几晚没睡好，我觉得出来。”

    “不是的，只是……”

    “怕说梦话！”

    我们的目光急遽地相撞击了一下。我顿时感到快支持不住了，身心都疲惫不堪。

    “其实，说梦话未必是做了与梦话有关的梦，做什么梦又未必是源于生活中的同类事，这里面挺曲里拐弯的。”

    他很怜悯地看着我。我觉得他目光在抚慰我。我心里一阵委屈，感动的委屈，被理解的委屈。我想哭。

    直到现在，三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获得副局长的任命。传说很多，李副县长反对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我也不愿去证实。我灰心透了。

    （选载七）

    （《长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